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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狱中斗争
作者:买玉华 孙晋斐 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2期 时间:2021.05.13

  一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入新背景

  1.入新背景

  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因手握兵权而实际掌握了新疆的军政大权,但却迟迟未能得到国民政府的任命。此时,北疆有张培元、马仲英联合反盛,南疆有分裂政权。内外交困下,盛世才权衡利弊后求助于强邻苏联,借助苏联的力量击败政敌。苏联经过多方考虑,也从当时新疆存在的众多政治势力中选择了盛世才。盛世才与苏联结盟。此为中共党人入新的前提条件。

  1935年,盛世才向苏联政府请求派干部来新疆帮助工作,苏联政府便于1935年和1936年,先后派遣联共党员俞秀松(化名王寿成)、赵实(化名王宝乾)等和大量的军事、经济、政治专家顾问到新疆工作。联共党员到新疆后,担任新疆省政府官员或工作人员。这些人在组织关系上,受苏联驻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总领事馆的管理,并遵守共产国际与苏联确定的“三不”原则,即在新疆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的原则。[1]

  盛苏结盟后,盛世才为了表示亲苏,同时向国民党施压,决意联合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亦指示中国共产党重视对新疆的工作,进一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认为这是对“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2]。为了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援助,并且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使新疆成为巩固的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也高度重视、积极争取与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宁夏战役终止、转战河西走廊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喋血祁连之际,1937年4月,在苏联斡旋和推动下,党中央派陈云(化名施平)为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与滕代远(化名李光)等一行五人,以援接李卓然、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余部为契机从苏联进入新疆,经与盛世才商谈,达成合作协议,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1937年10月初,在新疆省府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先后派遣陈云、滕代远、邓发(化名方林)、陈潭秋(化名蔡直、徐杰)等重要领导干部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并主持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工作。

  为了巩固同盛世才建立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保延安经新疆至莫斯科的红色交通线和国际援华抗日交通线畅通,保卫和建设新疆这一抗日大后方,尽管中国共产党本身干部也十分缺乏,但仍应盛世才的要求,[3]选派了一批优秀干部如毛泽民(化名周彬)、林基路(原名林为梁)等到新疆,被盛世才安排到行政、财政、民政、教育、新闻、文化等部门和民众团体担任领导工作,也有一些在军队中任职。

  2.“三不”原则

  因为“我们党和盛的联系是通过苏联建立的”,所以在新疆的中共党人“对盛采取统战做法也是从苏联的做法延续下来的。”[4]那就是“三不”原则。对此,邓发强调:“切勿暴露自己是共产党人,而只是政府的一员。”[5]陈潭秋也说:“决定我们在新疆工作的任务,不在于发展组织或宣传主义,也不在于扩大自己的力量,而是要巩固六大政策的政权。”[6]因此,“我们要隐蔽自己的面貌”。

  苏联方面也“不主张发展党组织,多派干部”[7]。1938年12月9日,盛世才在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到:中共在新疆建立支部和组织的行为,“造成某种双重政权”,“可能引起帝国主义走狗在新疆居民中散布挑拨性谣言”,“可能造成工作的分散和不必要的误会”。[8]为了维护大局,“中共党员来新疆帮助工作时,他们都有莫斯科的明确指示,即不建立自己的组织,完全服从政府的指令,避免公开化和给新疆政府及苏联带来危害”。[9]

  在新疆的中共党人忠实地履行了“三不”原则。关于不公开党员身份,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不公开,不挂牌子,只称“南梁第三招待所”,办事处内的中共党人不能公开与社会各阶层人士接触,具有保密性质。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人基本都使用化名开展工作,且相互间一律称呼化名。关于不发展党的组织,当时新疆航空队中的中共党人与盛世才的军事人员接触较多,为此邓发叮嘱他们:“严守纪律。在群众中不做任何党的工作,不发展组织。”[10]又如,以“进步”“理性”“公平”“独立”“客观”而著称的民国刊物《观察》的特约记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确实遵守了对盛氏的诺言,除了他们自己有联系外,对外并未吸收过党员。”[11]在对陈潭秋的审讯中,他也始终坚持:“我(们)没有党的活动,决不吸收党员,就是八路军的战士在新疆都不许他们入党。”[12]随中共党人入新的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人要求过入党,就是招待处住的八路军人员有要求入党的都不可能”。[13]在毛泽民的审讯记录中,亦有类似的记载。[14]关于不宣传共产主义,因盛世才自称是马列主义信徒,“允许并提倡研究马列主义、新哲学、社会科学等”[15],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得以公开宣称马列主义是“六大政策”[16]的哲学基础,并在“六大政策”的掩护下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二 在新中共党人被捕入狱与狱中斗争

  1.被捕入狱

  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人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团结教育各族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帮助新疆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这些中共党人奔赴各条战线开展工作,天山南北出现了新气象,尤其是在财经系统、教育系统、宣传系统、群众团体等部门,中共党人居于领导地位或实际起领导作用。这一时期新疆的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与中共党人在新疆的出色工作是分不开的。

  前述盛世才发动的“国际阴谋暴动案”,打击目标之一是苏联在新势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苏联入新人员对盛世才的控制日益加强,这是与盛世才和苏联结盟的初衷相背离的。中共党人在新疆的各族群众中声望日高,影响力不断扩大,也引起盛世才的警觉和不满,于是他不断排斥和打击在新疆的中共党人与进步人士。

  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渐趋恶化,苏联被困于苏德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困难重重,蒋介石却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于是盛世才调头投靠国民政府。1942年5月,盛世才制造了“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派到新疆的重要人员。接着他将中国共产党在南北疆各地工作的党员相继调回迪化,与原在迪化的中共党人及家属,分别集中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房子”和羊毛湖等地。8月,盛世才“借口容易保护和免被国民党发觉”,再次将在新疆的中共人员集中在迪化八户梁(在各地工作的人员、病残人员、家属、孩子)和南梁招待所(新疆航空队中的中共学员),[17]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严密监视和限制。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派军警包围了陈潭秋的住宅和中共党人集中驻地八户梁招待所,将陈潭秋、毛泽民等5人抓走,软禁在迪化满城邱公馆内。下午,盛世才又派军警将林基路、李云扬、李宗林(化名李啸平)、胡鉴(化名胡明章、胡东)等12人抓走,软禁在迪化三角地。当晚,他们的眷属也分别被送到邱公馆和三角地软禁。同日,盛世才将新疆航空队中共学员软禁于督办公署后院教导连驻地。其余中共人员则全部软禁于八户梁。之后,陆续从南疆回到迪化的谷先南(化名谷志远)、谭庆荣(化名谭桂标)、许亮(原名鄢荣爵)、高登榜(化名高玉成)、郑亦胜(化名郑正声)5人也被软禁于三角地。直至1943年7月底,陈广竹(化名陈解虚)、蒋连穆(化名蒋春茂)、黄永清(化名黄永胜)及其眷属5人回到迪化后被软禁于西河坝,八户梁和三角地中未投入监狱的中共党人及眷属均转至西河坝软禁。至此,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人均被软禁在迪化。

  为表“诚意”,盛世才在1942年冬即派其妹夫、亲信彭吉元前往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了所谓的历次“阴谋暴动案”,特别详细报告了逮捕中共人员的情况,要求国民政府派人来新疆审讯处理。1943年3月,以重庆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名义派出的,由王德溥、季源溥、朱树声3人组成的“新疆审判团”,带着蒋介石“对于中共重要人员,应判极刑;对于其他重要人员,也应严惩”,“务必肃清中共在新疆的力量”[18]的面示,到达新疆。在此前,也就是1943年2月7日深夜开始,遭软禁的中共党人陆续被盛世才投入监狱:陈潭秋、毛泽民以及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潘同(化名潘柏南)、刘希平(化名刘西屏)在第二监狱;[19]林基路、李云扬、李宗林、胡鉴、高登榜、马殊(原名邝宗球)、白大方(化名刘伯珩)、马肇嵩(化名马锐)、曹建培(化名曹克屈)、于村(原名刘德亨)、陈清源(化名陈浩然)、王谟(化名王谟行)、谷先南、谭庆荣、郑亦胜、许亮、段进启(原名段士谋)、陈谷音(原名陈克琴)等18人在第四监狱;[20]其余30多名中共党人在第一监狱。[21]

  2.狱中斗争

  为了进一步表示反共拥蒋的决心,盛世才在1943年9月27日秘密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三位同志。狱中中共党人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遗志,将监狱变为学校,将法庭变为战场,坚守革命气节,进行顽强斗争,他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和铮铮铁骨。在狱中,敌人残酷折磨中共党人的方式有刑讯逼供、单独关押黑牢、长期监禁、不让或拖延伤员看病、强迫当“工犯”等。仅刑讯逼供一项,“在施行刑讯时,其使用刑具种类之多,手段之惨,为旷古所罕闻。有打手板、皮鞭、站跪炭渣、站跪玻璃渣、坐飞机、坐坦克、上大褂、站唱针、戴脑箍、钩舌、锥刺腮、钉手掌以及其它由匪徒们‘创造’的刑具达二百余种以上。”[22]与此相对应,狱中中共党人的对敌斗争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抗议、绝食、抗暴、反普遍审讯、秘密联络、统一口径、写控诉信、串连、集体签名、谈判、拒绝当“工犯”、反搜书、为牺牲的同志举行追悼会和葬礼等,斗争方法多样、组织严密,而这一切都是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下进行的。

  三 狱中党组织的建立和作用发挥

  1.入狱前的临时党支部

  早在1942年6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陈潭秋就组织被集中的100多名干部进行整风学习。[23]为此,专门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陈潭秋、张子意、徐梦秋为常委,下设四个学习分会和两个学习小组,学习分会均成立3~5人的干事会,另组织学习检查组帮助干事会工作。[24]为了配合整风学习,由林基路负责主编整风学习墙报,每月出两期。此时,总学习委员会、学习分会、学习小组起到了临时党支部的作用,为以后的狱中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在软禁期间,中共党人又以软禁点为单位建立学干会(即前述学委分会),下设学习小组,[25]利用现有的条件继续坚持整风学习和气节教育。一方面利用座谈会、问答会和讨论会等形式开展学习,一方面多次通过口头上或书面上向盛世才提出抗议。陈潭秋利用各种机会带信给其他软禁点的负责人,对今后如何开展对敌斗争作出指示。各学干会充分发挥作用,坚持有组织、有领导的整风学习、气节教育,做好了随时坐牢的思想准备工作。

  2.狱中党组织的建立

  随着盛世才的政治转向,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在新疆的中共党人被投入监狱,相应地,“三不”原则不再有效。狱中中共党人就以狱中党组织为核心,最初“主要以号(即牢房——引者注)为单位自动建立小组,慢慢的各号联系起来建立中心小组,建立一定的交通联系……后来在一排号里面与一个院子里面就建立了总的负责人,实际上等于以前的学干会”,[26]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坚决的斗争。

  为防止中共党人联系,盛世才严防狱中通信,连说话也被禁止,牢房互相隔离,甚至外出蒙头、向牢房派密探,所以入狱初期,各牢房、各监狱互相隔绝。于是,各牢房开始自动组成党小组。林基路提出,“我们进监狱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要有组织,也要有个头呀!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大家发表意见。”[27]于是在林基路的倡议下,第四监狱五号牢房在入狱当晚就成立了6人党(学习)小组,大家共同推举林基路为组长。林基路充分考虑到监狱斗争的残酷性,推举高登榜当副组长,并告诉大家,只有还有人在,就要推选一人负责,坚持斗争到底。十三号牢房的许亮,也主动站出来负责党小组的工作。

  中共党人深知组织领导的重要性和集体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冲破极其严苛的监视,同一个监狱的同志采取的措施是利用对碗喊话、“打电话”,墙上打洞,在厕所、砖缝、墙头、房梁等不为人注意的地方放置纸条布条,或利用“放风”扔纸团(称“航空信”)来建立联系,个别还通过团结争取工犯、狱卒找来报纸、传递消息;各狱之间,则通过送衣服、食品、物品,或借看病之机互通情况,传送暗语或密写信件;监狱养病室是在押政治犯治病养病的地方,中共党人李宗林、乔国桢利用长期在这里养病的便利条件,负责狱中联络任务,养病室成为各牢之间的总联络站。李宗林、乔国桢不仅为联络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狱中斗争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此外,刘护平(化名彭建)、李握如(化名李坚)、于村、王顺志(化名王友清)等也为通讯联络做过很多工作。

  这样各监狱、各牢房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而且形成了较为隐蔽的联络网。为避免联络工作遭到破坏,组织严格规定,每个牢房必须指定一个最为可靠、经验丰富、有威信的同志担负至关重要的通讯联络工作。这样就有力地保证了党组织自始至终对监狱斗争进行领导。

  自此,各牢房、各监狱步调一致地开始新的斗争。男监在斗争中形成了由方志纯、马明方、刘护平、李云扬组成的领导核心,直到出狱都没有改变;女监,即妇幼病残人员,一直由张子意、谢良、杨锡光组成的学干会为领导,下设四个小组。当女监的男同志转到男监之后,则以朱旦华(原名朱家农)、沈谷南(化名张奋音)、伍乃茵(化名伍尚明)、刘勉(原名刘万祥)组成新的学干会,由朱旦华、沈谷南负责。领导狱中斗争的总负责人一直是张子意,[28]他在陈潭秋无法继续领导在新的中共党人后,立即勇挑重担,发挥了重要作用。后由监狱转到贫民救济院的中国共产党老弱伤残人员17人,由谢良负责领导。

  1943年2月,新疆航空队的中共学员被盛世才软禁于刘公馆。学委会及时开会,稳定大家的情绪,进行气节教育,决定“将牢房变成学校”,为继续为党工作而积聚知识和力量,因此认真制定了学习计划,既学习政治理论,又学习专业知识。[29]1944年11月,他们被投入第二监狱。航空队学委会遂与狱中的其他中共党人取得联系,并在以张子意、马明方、方志纯为核心的狱中临时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此,狱中中共党人开始实行总的学习计划和进行集体研究,大家紧密地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

  狱中的中共党人始终没有脱离组织,尽管此时这个组织是以学委会或学干会的形式出现的。每一个阶段的斗争策略,每一个时期的学习内容,每一次重大的集体斗争活动,乃至内部的生活秩序,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

  3.以狱中党组织为核心的斗争

  (1)揭露盛世才、揭露叛徒、团结教育内部

  以张子意为首的狱中党组织,从一开始就把揭露盛世才、揭露叛徒、团结教育内部作为中心工作。张子意写了《狼种猪》一文在狱中传阅,揭露盛世才的反动本质,对鼓励狱中同志坚持革命立场,保持革命气节,起了重要的作用。每当发现叛徒时,党组织都认真研究其经历,分析其叛变原因,并提出认原则不认人,和叛徒断绝一切联系,见叛徒时拒绝谈话或痛斥他们的罪行等对付办法。

  党组织还以极大的精力,进行内部的团结教育工作。张子意为此写了“百子一条心”和关于“三反”(反叛徒、反兵痞、反逃兵)的文章,明确提出:我们是延安的儿女,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要求无罪释放,集体回延安,拒绝个人出狱,决不当逆子。此后,“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一直成为全体入狱人员的奋斗口号与目标。

  (2)加强学习、坚定信念、提高斗争艺术

  狱中党组织抱定一面斗争一面学习,从学习中掌握斗争策略,从斗争中学习实际斗争经验的原则。入狱四年,党组织就是根据这一原则来组织领导和进行学习的。[30]狱中党组织提出“变监狱为战场,变监狱为学校”的号召,带领全狱同志们利用争取到的看书看报权利,认真学习讨论保存下来的马列书籍及偷送进监狱的报纸,钻研革命理论,学习文化知识,还记笔记、写心得,进行讨论,从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斗争艺术。各个牢房都制定研究提纲、计划,对时事、中俄文指导、生活管理、文化娱乐组织、政治研究、业务复习等均设有专人负责,使各种学习统一且有计划。盛世才下台后,鉴于他早已将赴新中共党人名单告知国民党,党组织又及时决定公开共产党员或八路军身份,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

  在狱中的中共党人积极配合党组织的工作,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狱中党组织甚至有了“坐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做好了长期坐牢的心理准备。除了学习外,还在狭小的牢房里锻炼身体,[31]通过劳动生产改善生活,尽一切可能开展娱乐活动,[32]从精神上到物质上武装自己,以应对敌人的慢性摧残。女监的中共党人为了培养革命后代,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分别编成大、中、小班学习文化,学唱儿歌,教育孩子们从小热爱知识、热爱人民、热爱革命、憎恶敌人。对于狱中的女中共党人,敌人给出的结论则是“对共产党有极度顽强之信仰”[33]。

  为保存党的领导力量,避免无谓牺牲,党组织采取了很多保护措施。在中共人员由软禁地八户梁投入第一监狱时,张子意因患重病,便有意将他与妇幼病残人员一起留在八户梁,以便掌握全局情况,领导斗争。在妇幼、病残人员中,出面与敌人交涉的是医生杨锡光。男牢中方志纯、马明方等也隐藏得很好。每次公开与敌人交涉,都由薛汉鼎(化名薛激刚)、白大方、秦化龙(化名余湘)等出面。未曾暴露的中共党人入狱时使用化名,也是当时隐蔽自己的有效办法之一,如张子意化名刘生财,方志纯化名王民生,马明方化名马有德等。在联络时也多用别号代替化名,甚至“每个同志都有自己的代号,如A、B、W、N……等”[34]。

  狱中中共党人在斗争中对革命有坚定的信心,行动上勇敢同敌人抗争,每个人在政治、理论、文化水平上都大大提高,内部更加团结。只有极少数人没有经得住考验,自首变节。而“其他全体同志不仅表示了立场至死不变的坚决态度……并且驳斥了对中共的种种污蔑。”[35]狱中中共党人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和崇高革命气节。

  正如狱中党组织在回到延安后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中所做的总结:狱中党组织发挥了核心、堡垒的作用,“以张子意为首的领导中心,总结了牢内学习和斗争的经验教训,纠正了许多‘左’的、‘右’的不正确倾向,挽救了个别迷失方向的人们,提出了‘全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的口号和“百子一条心”的团结方针,把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也正由于领导上的正确,同志们的坚定立场,才熬过了敌人的各种严刑威迫,终于胜利地回到了延安……”[36]

  (3)返回延安前后继续发挥作用

  “1942年9月,中共在新人员被软禁后,便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37]直到1943年1月,中共中央才从共产国际来电中得知在新疆的中共党人被盛世才扣押的消息。[38]党中央数次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去电,[39]要求他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设法营救。毛泽东、林伯渠、朱德等领导人也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多次过问。从此,周恩来为营救新疆狱中同志,竭尽了心力。[40]国民政府的张治中、屈武等人也为释放在新中共党人出狱做了很多工作。

  此时,狱中党组织继续积极发挥作用。如,对于张治中发给狱中中共党人改善生活的费用,经狱中党组织研究决定,可以收下。得知张治中兼任新疆省主席的消息后,狱中党组织决定以杨之华(化名杜宁)的名义给张治中写信询问释放回延安之事,并要求先恢复自由和改善生活待遇。张治中当即批示:“立即改善饮食;准许在狱中自由行动;每月给报纸,并代购书刊;准许有配偶者会见。”[41]张治中准备释放中共党人时,党组织为防止意外,确保大家安全,以“第十八集团军留新人员王韵雪等全体”名义写信,提出释放的五条要求。[42]张治中为消除误解,邀请狱中中共党人派出代表面谈,党组织经研究决定,派杨之华、吉合(化名吉国兴)、朱旦华、沈谷南、李云扬、瞿独伊(化名杜伊)为代表,与张治中面谈。

  准备回延安时,狱中中共党人集中精力做准备,党组织则针对时局不稳、沿途充满艰险,向大家作了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报告,一方面教育大家在思想上作最坏的打算,提高警惕;另一方面规定了严格的旅途纪律,以免节外生枝,还对车辆分配、人员搭配、对外联络、生活事宜等进行精心安排。在新疆狱中的全体中共党人及其眷属,于1946年6月10日从迪化出发,7月10日到达陕甘宁边区吉家村,除两人因病重去世外,其余129人全部安然返回。至此,在新的中共党人夺取了狱中斗争的彻底胜利,狱中党组织也完成了其担负的使命和责任。

  愈是在特殊的时期中、在恶劣的环境下,党组织愈能扫除重重障碍,克服种种困难,凝聚人心、愈加突出地发挥核心、堡垒作用。抗战时期,在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的情况下,狱中的中共党人无法得到中央的指示,彼此又被分隔在几处,几乎每天都处在生死考验的复杂环境中。他们之所以能够坚持斗争,不断挫败敌人的阴谋,直至最终取得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了党组织,从而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斗争。

  [1]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2] 周文琪:《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第295页。

  [3] 当时盛世才炮制了以打击苏联势力和他自认为威胁其统治的政敌为目的的1937年“国际阴谋暴动案”。通过大规模的清洗,一方面打击了大批政敌和部分联共党员,另一方面造成了自身政府官员的严重缺乏。

  [4] 陈云:《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做盛世才统战工作的几点看法》(1984年12月20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页。

  [5] 《邓发关于新疆的社会环境讲话提要》(1939年1月19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第27页。

  [6] 陈潭秋:《给在新疆各地工作的中共党员发出关于<在新疆的工作任务与工作方针>的指示信》(1940年4月20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第33页。

  [7] 滕代远:《赴新疆迎接西路军和成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情况》,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页。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16页。

  [10] 马肇嵩,姚宗灿,杨芊:《综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第12页。

  [11] 本刊特约记者:《近十年来在新疆各党派活动秘录》,《观察》1946年第1卷第19期,第20页。

  12] 《新疆冤狱始末》编写组:《新疆冤狱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第183页。

  [13] 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监狱的斗争史料》,油印本,第63页。

  [14] (审讯者)问:八路军的人在新疆不作争取群众及发展组织工作吗?(毛泽民)答:不作。问:共党在新疆的组织活动怎样?答:……为抗战建国,我们在新疆不作组织活动。审讯记录均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15] 陈潭秋:《新疆情形概略报告》(1941年11月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转引自顿时春:《“三不原则”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在抗战的洪流中——自治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16] 在联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新疆地方当局制定并推行“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是符合新疆各族人民利益并得到各族人民拥护和支持的进步的、革命的政策,也是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17] 《新疆冤狱始末》编写组:《新疆冤狱始末》,第135页。

  [18] 郑大纶(“新疆审判团”的随员)交代材料,原件存公安部,转引自《新疆冤狱始末》,第159页。

  [19] 1944年2月,被软禁于西河坝的陈广竹、蒋连穆和黄永清被投入第二监狱。1945年5月,残疾军人谢良(化名谢良才)、谢江庭、罗云章、余良辉(化名罗祖元)、胡子明(原名胡建中)和曾明友、张子意(化名刘平,患有肺病)、杨锡光(化名杨奋,军医)也被转押于第二监狱。第二监狱又被狱中党员称为“男监”。

  [20] 1943年底,关押在第四监狱的中共党人全部转押于第二监狱;1944年10月底,残疾军人谢良、谢江庭、罗云章、罗祖元、胡子明和曾明友、张子意、杨锡光,全体女中共党人以及眷属、孩子都被投入第四监狱。第四监狱又被狱中党员称为“女监”。

  [21] 1944年2月,原关押在第一监狱的中共党人30余人全部转押于第二监狱。

  [22] 《新疆冤狱始末》编写组:《新疆冤狱始末》,第152页。

  [23] 此前,陈潭秋就请曾经坐过牢的乔国桢(原名乔如桢)等人介绍怎样保持革命气节,在狱中同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谢良洪:《西路军在新疆的生活片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第107页。

  [24] 陈潭秋:《关于在新同志开展整风运动给毛主席并康生的报告》(1942年8月18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第57~58页。

  [25] 邱公馆由陈潭秋负责,八户梁由原总学委会留下的张子意、马明方(化名马洛夫)、方志纯(化名王佑)、谢良领导,三角地学干会由李宗林、林基路、李云扬、胡鉴组成,李宗林负责。

  [26] 《中共狱中党组织在回延安后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转引自《新疆冤狱始末》,第324页。

  [27] 高登榜回忆文章,载《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革命斗争历史资料》第五辑,转引自《新疆冤狱始末》,第214页。

  [28] 陈潭秋被软禁前曾告诉夫人王韵雪(原名王桂芳),“我走后,这儿的工作由张子意同志负总责,一切事情向他请示和汇报”。同时陈潭秋借机向吉合交代:“我走后工作由刘平负总责”。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监狱的斗争史料》,油印本,第48页。因此,根据陈潭秋的指示,张子意成为陈潭秋被软禁后在新共产党人的负责人。

  [29] 袁彬:《身陷囹圄心向延安》,《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通讯》第85期。

  [30] 方志纯:《关于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节选)》(1946年7月9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第66页。

  [31] 谢良洪:《西路军在新疆的生活片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第108页。

  [32] 《新疆冤狱始末》编写组:《新疆冤狱始末》,第275~277页。

  [33] 时任新疆省政府警务处长的胡国振向吴忠信报告对女牢中共党人的处理结果(1945年12月25日),原件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34] 秦化龙:《狱中四年》,《新疆革命斗争回忆录》,新疆青年出版社,1965年,转引自:《新疆冤狱始末》,第169页。

  [35] 《中共狱中党组织在回延安后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转引自《新疆冤狱始末》,第266页。

  [36] 《中共狱中党组织在回延安后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转引自《新疆冤狱始末》,第325页。

  [37] 朱培民:《新疆革命史(1933—1957)》,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9~180页。

  [38] 任弼时:《为营救陈潭秋等致周恩来电(节录)》(1943年1月14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第61页。

  [39]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向张治中接洽营救我党在新人员致周恩来林彪电》(1943年2月10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第62页。

  [40] 见欧阳如华:《屈武谈周恩来敦促张治中释放被关押在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的情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第168~173页;《周恩来致电张治中——对释放被关押中共人员返回延安表示感谢并提出查询陈潭秋毛泽民等人下落》(1946年7月27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第65页。

  [41] 余湛邦:《由新疆护送中共人员回延安的经过》,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第115页。

  [42] 原件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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