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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孝行”观念塑造的物质性阐释
—— 一个“词”与“物”关联的视角
作者:叶灿阳 来源:《形象史学》2021年冬之卷(总第二十辑) 时间:2022.05.10

    摘要:“孝”的观念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体系的核心,其中的“孝行”观念尤其是一种根植于中国人血脉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和行为处事规范,并延续至今。在古代社会的运行中,为了宣扬“孝行”观念,除了各种名目的“孝子传”文本外,还有目前保留下来的自东汉以来各种物质遗存上的“孝子”图像,它们与文本相互补充,有时相互转化,对于推动“孝行”观念在社会上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从物质遗存的“物质性”出发,结合“词”与“物”两种观念建构的逻辑分析,可以对古代“孝行”观念形成的复杂过程进行有效的理论阐释,并探索通过物质文化遗存研究古代思想观念的途径。

    关键词: 孝子图像;孝行观念;词与物;物质性;观念建构

  一.引 言

  观念影响行为,行为塑造观念。从社会观念塑造的过程来看,一种社会观念的形成可能离不开特定文化历史背景下“词”与“物”的构建,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而一旦成为特定地区或族群的文化认同,就具有维系群体的强大文化力量。孝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源远流长,历经几千年而不衰,早已深入到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深处,贯彻到日常的行为实践中,作为传统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化基因”。以至于鲁迅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说: “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连“阿长”这种不识字的社会底层都熟知这些“孝子榜样”,可见“教化”流播之广,渗透之深。如此,反观中国古代孝文化的历史,是什么让一种“观念”长期渗透并塑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呢?伴随着中国考古学一百年的发展,我们积累了各个历史时期各类带有“孝子形象”的物质遗存,这些考古材料除了证史补史,为美术史研究提供重要资料外,也反映了特定时空和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孝行”观念的一种“物”的认知塑造和观念表达。因此,如果从“物质遗存”的“物质性”出发,结合图像学、历史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理论,从“词”与“物”关联的角度来考察和阐释“孝行”观念生成与传播的历史进程,或许会得出不同寻常的见解,也可以扩宽我们对考古材料的研究范围和理解层次。

  二.中国古代孝行观念发展的历史背景

  “孝”作为一种观念的产生,与人类的群居生活和生存繁衍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早在格鲁吉亚德曼尼西(Dmanisi)发现的距今180万年的直立人化石中,就曾发现有可能为照料老者行为的证据。一般认为,孝文化的兴起与农业文明“敬天法祖”的祖先崇拜观念关系密切。根据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相关资料研究,祖先崇拜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即公元前 4500年)。商人重祀尚鬼,对祖先充满敬畏,有学者认为这时已出现“孝”的观念。至周代,由于个体家庭出现,孝的含义就更多地从氏族社会的传统宗教发展为家庭的亲情伦理。随着“宗法”和“礼乐”制度的建立,“家国同构”的局面形成,“孝”的观念又成为政治伦理,成为强化周王朝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待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在复古“周礼”的同时,结合社会实际,形成了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伦理道德观念。其核心仍是“孝悌”之道,但更加强调“孝”的实践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扩大了“孝”的内涵。如《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载:“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不勇,非孝也”。 随着秦汉帝国的建立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行,孝道成为封建集权政治的道德基石和封建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以孝治天下”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纲领和口号,皇帝谥号加“孝”字作为一种荣耀,“举孝廉”成为察举的主要内容。魏晋至隋唐五代的七百多年,社会分分合合,动乱不安,但孝道思想基本承袭汉代孝道思想,宗教也在教义上追求孝义。隋唐时期皆以儒学为治国之策,将儒家经典《孝经》作为立身治国者必读书目。宋元明清,理学家站在“天理”高度上,强调孝道的先验性、客观性、永恒性,认为孝是人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的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化、愚昧化。

  三.中国古代“孝行”观念塑造的两种逻辑分析

  在福柯哲学的语境下,观念的构建深受“词”与“物”之间意义结构的影响。而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后过程考古学范式中,作为遗存的物与关联着的人也处在能动的相互纠缠关系(Entangled)中,“物质遗存”被看作需要反复解读的“文本”。以反思“物质文化”本体论的“物质性”理论认为“物质”本身具有能动地表达人类思想观念并构建社会关系的能力,思想观念深受物质世界的影响。从物质文化出发探讨人类精神文化也成为目前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种趋势和潮流。

  如前所述,“孝”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元德”,作为儒家伦理和封建秩序构建的核心观念,那它必然需要不断灌输和渗透到社会生活实践中,使之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长治久安的工具。因此,“孝”的“教化”就必不可少,手段必然繁多。有关历代推行“孝行”的文献可以参见近年来由骆承烈主编的丛书——《中华孝文化研究集成》,其中第10-12册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社会从政府到民间,从学校到社会,从倡导培育到实践传播过程中对“孝行”的推崇。但这些归结起来,都可简要概括为“词”与“物”两种逻辑:

  (一)“孝行”类故事——“词”的引导

  “孝行”观作为行动指南,在宣传教化和实现“孝治”目的上具有直接的重要性。为了发挥“榜样”的宣传作用,历代宣扬“孝行”、颂扬“孝子”形象的记载非常多。最早和最著名的便是舜,“孝子”作为人称代词见于《诗·大雅·既醉》:“孝子不匮, 永锡尔类”。 秦汉之际,《孝经》的编撰,更是将“孝”以“经”的形式凸显出来,对不同阶层所应遵循的“孝行”进行了规范。《孝经》之后,古代文献著录“孝子”盛载不绝。据统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共载有孝子传略者达951人。汉有刘向《孝子传》一卷,晋有萧广济《孝子传》十五卷,南朝宋有师觉授《孝子传》八卷,又有郑缉之《孝子传》十卷,宋躬《孝子传》二十卷。《孝子传》之后,大约唐宋时期开始形成民间认同的“二十四孝”。随着二十四孝的影响,后代又出现了《百孝图》、《二百四十孝图》、《前后孝行录》等,形成规模庞大的孝行模范系统。从正史来看,大概从《晋书》开始,就有了专载“孝子”的体裁和章节(如后来人们极其熟悉的王祥、黄香、丁兰、郭巨等孝子故事)。除官方典籍外,宗教在民间传播过程中也为“孝行”观的塑造添砖加瓦。道教的一些经典如《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等都在宣扬孝道;佛教徒则拼命拔高那些报父母之恩的佛经,像《盂兰盆经》、《佛说孝子经》等。甚至于制作“伪经”以迎合大众的精神需求,如《佛说父母恩难报经》和《大方便佛报恩经》。

  除比较正式的成文典籍外,“词”的引导还体现在唐宋以来的俗文学(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与戏剧等)中。如戏曲作为古代文学和艺术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在它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已从孝子故事中选材。唐代变文中,已有歌颂大舜孝义的《舜子至孝变文》及描写目连不辞千辛万苦、救其母出地狱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宋元两代,江南一带流布的南曲戏文仍有八部“孝子戏”,而在元杂剧中,“孝子剧”竟达十九种之多。到京剧之中仍存有二十余种“孝子剧”。可见,不论是宋金杂剧、元杂剧、明清传奇还是地方戏,乃至京剧,贯串中国戏曲史的主体戏曲形式中,反映孝行的孝子剧一直未曾断流。

  此外,“词”的引导还体现在学校教育、族规家训、乡约民俗、国家的政策、法律、礼仪制度等诸多方面,在具体的日常行为活动中不断被习惯和仪式强化。这种观念的塑造是自上而下的统治教化与自下而上的民间风俗共同作用的,是一种集体话语的构建,反映的是一定社会文化系统下的群体性认知和意识形态的结构化产物。

  (二)“孝行”类遗存——“物”的规训

  中国古代社会在通过语言文字符号所构建的“词”的话语框架之外,还时常将这些“孝行”的观念“物质化”和“具象化”,因此为我们留存了丰富的反映“孝行”文化的物质遗存。主要包括附着于历代的石刻、古建筑、古墓葬甚至器物等物质载体上的“孝子图像”类遗存。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物质载体”与“图像符号”之间的关系,物质载体的存在使得图像符号的表达有了特定的背景和依托,在解读图像类物质遗存时,图像遗存的物质性和符号性不可分割。鲁迅认为“倘要启蒙,懂是最要紧的”,他认为《圣谕像解》,《二十四孝图》等“都是借图画以启蒙,又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历代名画记》对图画的功用,开篇也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

  目前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呈现孝行的图像类物质遗存发现于山东肥城汉画像石墓,年代为东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表现的是“骊姬计杀申生”的历史故事,为申生孝行。此外,在山东、河南、四川、浙江、内蒙古、安徽、北京及乐浪(今朝鲜)已发现汉魏孝子画像百余幅,这些画像主要描绘在楼阁、祠堂、石阙、漆箧、漆盘、铜镜、墓室墙壁以及画像石上,反映出汉朝遍及四疆的孝行教化。其中,以山东武梁祠与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保存的孝子图像最多,也最佳。武梁祠东墙、西墙和后墙均刻有孝子画像,东墙有三州孝人、魏汤、颜乌、赵口盾、原榖;西墙从右至左依次为曾子、闵子骞、老莱子、丁兰;后墙有韩柏榆、刑渠、董永、蒋章训、朱明、李善、金日磾。武氏祠前石室第七石刻闵子骞、老莱子、伯游、刑渠,第十三石刻丁兰、刑渠,左石室第八石刻丁兰、刑渠(图一)。和林格尔东汉晚期壁画墓的孝子图像除“七女为父报仇”位于中室西壁甬道门上方外,余皆绘于中室西壁至北壁,均有榜题。除三幅因榜题漫漶,无法辨识外,其余描绘了舜、闵子骞、曾子、丁兰、刑渠、孝乌、伯禽、魏昌、原毂、以及金日磾的孝行(图二)。

  魏晋之后,孝子画像作为“成教化,助人伦”的典型形象开始以图画的形式在南朝社会流传,南朝孝子画像主要见于邓县学庄与襄阳贾家冲画像砖墓,画老莱子与郭巨故事。十六国北方地区亦有孝子的图绘。北朝孝子画像遗存主要见于石棺、石榻(棺床)、漆棺等葬具以及石室之上,数量甚丰,尤以北魏居多,遗存以元谧石棺、孝子棺、“宁懋”石室、升仙石棺足挡、卢芹斋旧藏北魏石围屏、日本和泉久保惣纪念美术馆藏石榻、日本天理参考馆藏石榻、上海博物馆藏石榻、司马金龙漆围屏以及固原彩绘漆棺为代表(图三)。

  唐代的文物中,承载孝子图像的物质遗存不多,具有代表性的是在陕西咸阳的唐代契必明墓中发现的三彩罐,上面塑有孝子像并且书写了孝子故事铭文。宋金元考古资料中有相当数量的孝子故事图画,主要出现在北宋晚期以来的北方墓葬中,包括墓葬内的壁画与砖雕。这些孝子图画的内容和构图都比较相似,说明当时在民间画工中已经流行着一些孝子图画的范本。甚至有研究认为,这时存在两套不尽相同的“二十四孝”故事系统。

  明清时期,随着通俗小说和戏剧文化的发展,二十四孝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明代原阳冯氏石棺孝行图、明代武陟尊敬长上图碑、清代保康二十四孝墓碑等大量石刻艺术也常常体现“孝行”题材。此外,还有附着于宗教建筑、家居器物等形形色色载体上的孝子图像,以及历代保存下来的其他的用于“孝行”观构建的“非图像类”物质遗存,此不一一梳理。

  四. 关于“词”与“物”两种观念塑造逻辑的讨论

  (一) 两种逻辑与双重含义

  上文历时性梳理了两种体现塑造中国古代“孝行”观的方式——“词”与“物”两种逻辑。应该指出,这里的“词”不仅仅指文本,也包括“口头文学”等一切以“语言”为表征形式的文字、话语、歌曲、戏剧等。这里的“物”指一切以物质形式存在或以物质为载体来表现“孝行”观的实在。它不简单指含有“孝子图像”的物体和“图像符号”本身,也指因其物质实体的载体,而与周围情境(Context)所组成的“景观”或“场域”。笔者认为考古遗存中的“图像遗存”,其作为图像的“符号性”和作为遗存的“物质性”都应该被强调,这是图像遗存所具有的双重含义。在物质性理论范畴下,物质性可以理解为物所具有的能动性,物能动地表达思想也塑造思想。其本质是超越人与物的“二元对立”,对人与物关系的重新审视,提供一种新的“物质观”。对考古学的启发性在于深化我们对考古学研究对象——“物质”遗存的理解,在“人与物”关系的思索中,推进“透物见人”的研究。而目前在美术史、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对图像遗存探讨时,往往以“文本”与“图像”作为两个可以对位的领域,并以“文本”作为解读图像内容和阐释图像意义的主要思考方式,而本文所谈的“词”与“物”则希望站在更大的格局中去思考“语言”与“存在”、“物质”与“观念”、“结构化”与“能动性”等更深层面的二元论矛盾与问题,而不把“词”与“物”简单地对应成“文本”与“图像”。

  (二) “词”与“物”的对证与互补

  图像与文字是人类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知识生产过程中并行且具有互补关系的两种不同表达形式。迄今为止,在“孝子图像”类遗存的研究领域内,《孝子传》与画像石、孝子石棺,《二十四孝》与宋元明清的壁画墓、砖雕墓等仍具有非常好的对证性。在故事题材认定上,通过画面自身的自证性文字榜题、图像场景内容以及与不同版本《孝子传》、《二十四孝》的比对,我们对出土的“孝子类”图像遗存基本上都能够很好的认定。如邢义田根据“榜题”对“七女为父报仇”和“射侯射爵图”的释读。尤其是日本收藏的两种《孝子传》早期版本(阳明本与船桥本)的发现,对于解读图像遗存发挥了巨大辅助作用。徐津根据《孝子传》文本中故事的记载顺序与孝子图像的排布关系,尝试复原图像的空间关系,探索其背后的深层思想意义与可参考的文本或粉本来源;黑田彰通过对汉魏时期孝子图像与文本的关系研究,反过来推定《孝子传》文本传入日本的时间。这些学者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将“词”与“物”这两种逻辑相联系起来考虑,取得了对古代遗存较为深入的认识和解读。

  此外,“词”与“物”的对证不仅仅表现在不同来源的“文本”和“图像”的对证解读,还有图像遗存本身作为“榜题”的“词”和“图像”内容的对证,于是就有“榜题”的“词”和“文献”的“词”之间的不对应,应该如何取舍?哪个是故事的真实?谁的真实和什么意义上的真实?如“七女为父报仇”的故事题材则讲述了一个不被“词”所记载(至少是没有流传下来)的孝行故事。邢义田根据“榜题”和图画认定了故事的发生地点为“渭水桥”,复仇对象为“长安令”。张道一在《孝道图——二十四孝图等考析》中则提出“七女”与项伯的“七个女儿”可能有关系,但未进一步考证。其实,反过来思考这一“图像遗存”所表征的故事本身,“七女”在“渭水桥”截杀“长安令”这种行为无异于反抗统治者的“暴乱”,虽然其行为是“孝行”,但是绝对不会被统治者所宣传的,因此“词”已不存,“物”的留存则为我们诉说了一段已不为人知的民间历史故事。可见,“孝行”观的构建具有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者倡导什么,什么样的故事才会被流传,危及统治阶级利益的“宣传”则会被禁止。

  (三)“词”与“物”的独立与纠缠

  “词”与“物”作为人类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在表现结构上必定是有差别的。相对于“物”或“图像”而言,“词”或“文本”在表达抽象事物、逻辑概念、虚幻想象、复杂过程上具有优势,而在形象性、直观性、视觉感方面则不如“物”或“图像”;但“物”或“图像”在表现视觉和瞬间上虽然占有优势,但在连贯性、丰富性和动态变化上则显单薄。以“孝子图像”为例,其故事可以通过“口头言说”或“文本”完整地表达,而在形成“图像”时,必须选取“有限的人物”和“特定的场景”来表达一个关键的故事情节,用以指称“整个故事”。如“郭巨埋儿”最常见的图像场景是“挖坑埋儿”(这一场景的表现方式基本上贯穿各个时期的孝子郭巨图像之中)。因此,为了弥合图像表达的不足,文字“榜题”与图像符号的共存就出现了,后来明清小说印刷品的生产也是上图下文。可见,“文本”与“图像”两种话语虽是抵抗的,但同时也是互补的,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此外,“词”与“物”的互动还体现在“词”的含义流变对“物”的命名的影响、“物”的存在对“词”的召唤。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董永行孝”故事在图像呈现上的转变。随着作为“词”的故事在内容和情节上关注点的变化,在图像呈现上也发生了早期以“独居养父”为表现结构(画面为“董永、董永父、独轮车”)、后期以“卖身葬父,织女仙助”为表现结构(画面为“董永及飞升的仙女”)的转变过程,背后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同一故事不同侧面的关注。蔡顺的故事亦然。二是“孝堂山石祠”的名实问题。在两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孝堂山石祠由一个东汉时期二千石官员的墓祠,逐渐被“遗忘”—“命名”—“重命名”,最后成为公认的“郭巨祠”,甚至连其所在的山的名字也从“巫山”到“孝堂山”,不断被附会。“孝子郭巨”因为其广泛的知名度,则被赋予了一个具有实在景观的纪念物;而这座“无名”的祠堂,又因其知名度和古迹性,而被重新“命名”,以更响亮的“郭巨祠”名义而存在。可见,“词”的含义的易变性和“物”的含义的能动性。类似的例子还有郑岩对铁袈裟的解读及其新近对秦始皇陵铜车马的重新阐释、王子奇对“铜雀瓦砚”作为传世珍藏的艺术品塑造过程的探讨。“物”的意义是被生活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人不断赋予的,并且因时流变,而学术研究不仅仅在于从科学角度的条分缕析、辨明事实,更在于能从人文角度深入到历史当中去关怀人、理解意义。

  如上文分析,从“词”的角度切入,通过《孝经》、《孝子传》、《二十四孝》等文本来探讨孝文化与“孝行”观念的塑造是比较传统的研究路径。作为“物”的“图像遗存”由于其表达信息能力上的有限性、与当代认知的距离性,在很长时期还停留在“是什么”的释读层次上,而并没有被充分发掘出它应有的研究价值。事实上,正如物质性理论所认为的,“图像遗存”在它的生产和使用中始终是与人发生着互动,它既具有表达人类思想观念的属性,也在其展示和营造的物质化“空间”或“场域”中塑造和影响人的观念。只不过,由于这些“物质遗存”所存在的“原境”已不存,考古学家得到的仅仅是一些碎片化的单元,要接近“真实”,需要“重构”的路很漫长。如巫鸿所言,“重构”有不同的层次。而且,对材料也有要求,消失太多的时候就不太容易把它原来的环境重构出来。

  五. 结 语

  “孝行”观的构建其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既是一个主动构建的过程,也是一个不自觉地被时势所造就的过程;既是一个统治上层宣传教化的活动,也是社会在运行过程中自行生产和消费文化的过程。本文所尝试提出的“词”与“物”的两种构建逻辑只是一种试图简单化理解这一过程的方式。而且,在实际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词”与“物”的界限可能很模糊,“词”与“物”既是两种不同的建构逻辑,又是两种可以互补的表达方式;它们既相互独立,有自己的清晰界限,又相互纠缠,难解难分。最后,从目前研究实际来看,通过“图像遗存”来透视作为更高层次重构的“观念史”问题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对古人观念形成过程和行为逻辑更深刻的理解和对物质遗存“原境”更高层次的建构。而这其中,仍然离不开对“词”和“物”关系的科学深究。既有涉及“词”的文献学考证、历史学分析、文学理解,还有来自对“物”的考古学探索、图像学阐释、风格学分析,更需要将“词”与“物”综合考虑的社会学、传播学和心理学的逻辑建构,最终达到“理解古人”的目的。因此本文提出的以“词”与“物”两种宏观的思考方式去理解和阐释古代社会观念和文化构建过程,目前仅提供一种思路上的探索。但这种基于考古遗存的多学科、多背景关联分析的方法,无疑可以拓宽我们对考古材料的研究范围和理解层次,也是我们将古代物质文化研究与思想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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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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