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清朝治理台湾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变迁
——以清中叶福建浔美盐场为例
作者:叶锦花 来源:《福建论坛》2022年第3期 时间:2022.05.18

  摘要:随着清朝治理台湾相关措施和制度的推行、大陆渡台人口增加及台湾的深入开发,清中叶浔美盐场人群纷纷从事更易于积累财富的在台经营及闽台贸易等经济活动。与蚶江—鹿港航线合法化相结合,浔美盐场地区财富积累日盛、商品经济繁荣、市镇兴起。浔美场盐业则因专卖制推行及周边地区制盐技术改进而失去吸引力,盐场普通百姓放弃制盐业,大户不愿增加投入以改进制盐技术,致使盐业萎缩,在盐场经济结构及财富积累中作用下降。文章说明清治台是影响东南濒海人群经济空间选择与经济活动认识,进而左右其经济抉择的重要因素,治台方略全方位影响濒海经济发展。

  清朝对台湾的治理不仅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变迁,而且与大陆濒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目前,学术界对清治台及其对台湾社会经济的推动有着丰硕的研究成果,然甚少关注清治台与大陆经济之互动。在仅有少数研究中,陈铿指出清代台湾开发为福建人拓展了一条谋生致富之路,为福建提供了丰富的各类农作物产品、刺激了福建手工业发展、推动了福建商业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发展;林星认为移民减轻了福建人口压力、改善了福建缺粮状况,为福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推动了福建商品经济的发展;丁玲玲等关注了蚶江与鹿港对渡之后,蚶江对外贸易、造船业及商业的发展。此类研究展示了清治台促进福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启发笔者进一步思考清治台作用于大陆经济背后的机制,即二者的关联机制。此外,相关研究聚焦于闽人移民台湾对福建经济的正向作用,那么是否也有一些产业因此而衰落?对此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把握清治台与大陆经济的关联机制,同时也要求我们更为全局地掌握清代大陆经济及其演变状况。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选择福建晋江浔美盐场地区为例加以考察。

  浔美盐场位于福建晋江县(今福建晋江市东部及石狮市沿海地区),晒盐场地沿着深沪湾和泉州湾分布,灶户及晒丁主要聚居于盐场及其附近地方。清初以降,浔美盐场与台湾关系密切,不仅是开发台湾的重要劳动力来源地,而且与台湾贸易频繁,盐场经济结构也随之变迁。对这些经济现象产生的机制加以考察,有助于我们掌握清治台与大陆经济互动之逻辑。鉴于经济现象是人为活动的结果,本文将立足于浔美盐场经济相关的人群,从他们的经济抉择出发,结合清廷治理台湾的相关措施、制度及其在地方的落实情况,以及具体时空下盐政运作、食盐生产及其销售所面临的问题,考察其经济抉择背后的逻辑,进而总结清治台与大陆经济联动机制。

  一、清治台与盐场人群渡台及财富积累

  清中叶,浔美盐场人群可自由选择生计方式和经济活动,渡台经营是多样生计方式中极为普遍的一种。清中叶闽南人渡台人数之多已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现有研究往往从台湾的相对优势(如土壤肥沃、气候温暖、地广人稀,适宜农业种植,人们易获维生资源及台湾易于获取科举功名)、闽南的相对劣势(如人多地少)等方面进行论述。笔者赞成此类观点,同时强调只有在人们对台湾有相当了解的情况下,台湾相对优势才可能转换成吸引力,吸引闽南人前往。同时,笔者还认为清前中期闽南人渡台并非移民,而是为谋生、发财或科举考试,渡台往往是一种经济选择。

  传统时期,人们选择何种生计方式、经营哪种行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其中准入条件和是否容易带来财富是影响人们选择的重要因素。准入条件即人们参与某种经济活动的最低要求。人们能参与什么经济活动,除受自身条件(健康、体力、技术及自身所拥有的人脉、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具体时空下自然地理、维生资源及其开发状况等因素影响,还与国家典章制度及其在地方的推行状况密切相关。国家典章制度是人们进行经济选择、开展经济活动无法绕开的制度环境。在具体时空中,人们可以参与的经济活动往往是多样的,其中容易积累财富的活动更受人们青睐,因而古云人们“惟利是视”。如明吴甡云:“商贾细民惟利是视,利在则走死如骛,无利则裹足不前。”《春明梦余录》载:“给事中傅元初疏: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骛,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又有言:“小民惟利是视,非人力所能强制禁令也。”对清中叶的浔美盐场人群而言,他们积极前往台湾经营或从事闽台贸易,最直接的原因正是这些经济活动容易让自己发财致富。而清初以降国家治台相关措施和制度则为清中叶浔美场人的此类经济选择提供制度环境。

  晋江与台湾一衣带水,历史上两地早已有交往,但人们对台湾的认识有限,渡台者少。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收复台湾之初,台湾官员为加强台湾开发,设法招徕大陆居民渡台,仍遇到闽南人不愿到台问题。首任诸罗县令季麒光就称:“卑县设法招徕,虽时有授廛附籍之人,然重洋间隔,闻多畏阻而不前。”之所以望而却步,就是因为当时人们不了解台湾,台湾对他们而言尚未有吸引力,而渡过“重洋”到台湾却可能面临海上遇难、到台湾无法适应等各种风险。

  不过,清初朝廷赏赐勋业田地给收复台湾有功的文武官员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包括浔美场人在内的闽南人渡台。如清廷攻台主将 ——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获得台湾南部已垦田园面积一半的土地的赏赐。施琅及其他获得台湾勋业田地的清朝文武官员利用自身的政治势力、经济实力,在台湾进行垦殖,组织和领导生产。他们或自身,或指定家人、族人等到台湾统筹垦殖事宜,并从大陆招募劳动力渡台当佃户,具体从事勋业田地的垦殖业务。施琅是浔美场灶户,清初时其家族聚居的晋江十七八都南浔地方(现在晋江市龙湖镇南浔村、衙口村)是浔美场晒盐场地及盐场人群重要聚居地。地缘和血缘因素使得施琅及其族人在大陆招募劳动力(佃户)时以浔美场人群为主要招募对象,进而扩大到闽南地区。浔美场部分人群在施氏等的招募之下前往台湾。

  当时被招募而渡台当佃户的人并非被台湾优势吸引,当他们在台湾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对台湾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气候、土地开发及族群等都有一定的认识,并通过口头或书信等方式将相关信息传播给生活在闽南地区的家人、亲友、邻居。随着信息传播,浔美场人群对台湾认识逐渐加深。不仅如此,早期前往台湾的人们或在返台时带领家人、朋友、乡邻渡台,或在台湾为初次渡台者提供生活、生产、经营各方面的帮助,从而降低了渡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与清廷收复台湾以后允许人们渡台等制度推行及往返闽台船只增多等因素相结合,到清中叶闽南人往返台湾已成为极为日常的生活写照,乾隆年间福建巡抚吴士功指出闽南人渡台“春时往耕,西[秋]成回籍,只身去来,习以为常”。

  渡台经营者在经济上的成功则促使台湾富庶、在台湾经营及参与闽台贸易容易发财致富的认知逐渐形成。雍正五年(1727)台湾府知府沈起元云:“漳泉内地无籍之民,无田可耕,无工可佣,无食可觅,一到台地,上之可以致富,下之可以温饱,一切农、工、商、贾,以及百艺之末,计工授直[值],比内地率皆倍蓰。”随着成功案例的增加,此观点愈发被强化。闽南人对台湾的富庶充满想象,流传着“台湾钱,淹脚目”(闽南语)的谚语,意指台湾遍地都是钱,地上的钱多到可以淹没脚踝。在当时的闽南人眼中,在财富积累方面,在本地经营远不如到台湾经营。晋江人林慎亭的想法充分反映了这点,其言:“壬午(1762),泉兴典铺分算明白,托我再办其事。当时祖厝被乾叔典人过半,居处混杂,心如针刺。余思祖宗创业维艰……必当外出经营,异望如愿;若区区办典铺之事,唯是度口而已,何时得以如人?”引文中“外出经营”指的是到台湾经营。在林氏看来,在本地经营典铺只能糊口,要创业则需到台湾。

  正是在发财致富的吸引下,清中叶闽南人积极主动前往台湾谋生或经营,渡台人数增加。道光《重纂福建通志》载:“漳泉子弟视为乐土,相率而往者岁数千人。”道光《厦门志》亦云:“台疆初辟,地力甚厚,三熟四熟,收获丰稔,漳、泉、粤东之民趋之若鹜。”而通过对盐场族谱的整理,我们能够更为直观地了解清中叶盐场人群渡台情况。如铺锦黄氏(浔美场灶户,族人聚居在今石狮市宝盖镇铺锦地方)许多族人到台湾。康熙到乾隆年间,该族衙内房渡台的十六世有 2人、十七世 12人、十八世 79人。中镇房也有很多人移居台湾,康熙年间有 13人,乾隆年间有 46人,嘉庆年间及其以后有 38人。此外,铺锦黄氏其他房派如油园派、东楼派,也有不少人移居台湾。他们当中除少部分居住在淡水、凤山外,大都聚居于彰化县鹿港,主要从事商贸、航运、码头搬运等行业。又如浔海粘氏(浔美场灶户,与施琅家族同乡)亦有诸多族人前往台湾,康熙年间 3人渡台,乾隆年间 21人渡台,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则各有 1人。另外有 2人渡台时间不明,大概在康雍乾三朝。粘氏族人到台湾后,主要集居在鹿港镇和福兴乡。

  除渡台经营,清中叶的浔美场人还积极参与闽台贸易(下文将详细论述),并在相关经营中积累财富。很多人通过在台经营、闽台贸易而发财致富,并将大量财富带回盐场地区,在盐场地区加强宗族建设(包括修族谱、新建及修葺祠堂、重整坟茔、购置蒸尝等),修建庙宇、桥梁、道路、水利,以及购买房屋、土地,创办商号等,带动盐场地区经济建设。

  以张士箱家族为例。张士箱(晋江陈埭镇湖中村人,浔美场灶户)因冒籍被除名而东渡台湾,抵台后参与科举考试,同时还让四个儿子也渡台,父子五人在台湾进行各种经济投资。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张士箱父子在台拥有大量的土地及许多庄园的大租、小租,水租,山税,园税的收取权,草地、灶田及商业资本。乾隆二十三年(1758)张士箱去世,四子分家,此后各房系又不断扩大投资,“各房系的拓垦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分布地区也日益广阔”。如四子张大方一支在台湾增置了许多庄园田地,获得更多的大租、小租收取权,增加了在台商业投资,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经营了合荣、长荣、瓦店、南门荣记号、彰化荣记号生意等。张大方的哥哥们也多方扩大经营,产业分布面遍及台湾西部的凤山、彰化、诸罗、淡水海山各处,以及大陆祖业。张士箱父子在台积累财富后,在晋江老家(湖中)购置大量田地、建造房屋,乾隆二十三年(1758)在泉、在台祀田 165亩,在泉田亩 499石 9斗 5升,秧地 11所、下籽 484斤。此后,四子张大方一支继续在泉州地区典置了大量的田地和房屋、厝地。

  晋江蚶江石壁的林式霁“少失怙恃,为嫂氏所凌。年弱冠,航海之淡水,只身空乏,数十年间,蓄妻子,置田园”。此后其捐资福建省贡院、台湾考棚等的修葺,还捐重金于宗族祀典,倡议购买祀田。同族族人林诒铉(1660—1703)不到 12岁就失去双亲,孤苦伶仃,后来到台湾,先是参军,后“辞役弃职,营谋生路,在台关帝庙口开张糖行,财源颇聚”,之后回老家婚娶,“不数月携眷渡台,以就生意”。族人林诒祥(1679—1753)16岁到台湾经商,在台湾“建立泉源行,以为托迹之所,招商为贾,贸易生计,一家衣食,无忧不给,即此谋始”。林慎亭年幼时家中贫困,曾佣工于泉兴质库,当过水手,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南安水头开典铺,“手边计存有一百七十千”,后转营台湾生意,“越年就典铺之本,再整淡水生理。作有三年,获息合余,复整鹿郊数年,亦甚得利……再整兴裕、兴胜、万顺淡鹿三号生理……所以数年之间,生息亦算不少”。林式光(1771—1830)12岁开始随父亲到台湾做生意,15岁时父亲去世,自己数次往返闽台,在台“经营末利”,“生理开张,利路渐进”。

  人们通过在台经营、闽台贸易积累的财富成为清中叶浔美场财富的主要来源,除促进盐场地区宗族、信仰发展及水利、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外,还被投资于商贸相关设施和组织,促成闽台贸易、盐场市镇的兴起,下文将详细描述。

  二、闽台贸易、蚶江渡台航线开放与盐场市镇兴起

  随着台湾开发及人口增加,闽台两地在粮食、日常生活用品上互相依赖,浔美场人利用晋江蚶江和台湾鹿港进行私下贸易,进而促使蚶江、鹿港成为闽台贸易正口。蚶江渡台航线合法化后,盐场有财力者及外地商人在蚶江及其周边祥芝、永宁、深沪等港口地方开设客栈与店铺,建立商号等,促成盐场市镇兴起。

  闽台贸易并非台湾进入清朝版图以后才有,不过两地之间以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为主的贸易网络则在清治台后逐渐加强。清治台后,内地渡台人口逐渐增加,台湾迅速开发,至清中叶闽台之间在粮食等日常生活用品方面形成互相依赖、互成供需的关系。

  一方面,台湾多种农产品产量增加,逐渐发展成为漳泉地区的“粮仓”。据载清中叶台湾所产米粮、蔗糖、番薯、芝麻、落花生、绿豆等除满足台湾本岛与澎湖需求外,还有大量剩余。而此时漳泉二府粮食欠缺。故商人将台湾剩余农产品运到漳泉地区销售。《闽政领要》载台湾“其种植者稻粟而外更有栽种糖蔗、番薯、芝麻、落花生、菉[绿]豆等项,以资民用。丰收之岁,所产米粟除供台澎等处民食外,其余粟石运至内地,接济漳、泉民食”。乾隆年间,福建将军永德也称“闽省泉、漳等府各属民间产米无多,大约取给台湾,即一切食用所需,亦藉台地商贩往来,以资接济”。

  另一方面,台湾对内地器具、手工业品依赖性加强。渡台人数增加拉动台湾内需,不管是农业及其他生产器具,还是生活所需手工业品等需求都增加。然而,清中叶台湾制造业不发达,所需生产和生活用品主要依赖内地供应。史载“海壖弹丸,商旅辐辏,器物流通,实有资于内地”。嘉庆十四年(1809),台湾淡水乡耆卢允霞呈称:“淡(淡水)民需用农器货物全藉蚶、厦以资。”

  包括浔美场人群在内的闽南人往返闽台两地,了解闽台两地在粮食和日常用品的供需状况,并抓住机会将台湾米粮运到闽南销售,在闽南及来自其他地区采集货物运往台湾销售,促使闽台两地形成一个以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要货物的贸易网络。商人从闽台贸易中获取极高利润。姚莹《东槎纪略》云:“往来商船皆内地富民所制,初则工料坚实,船身宽广,大者可载六七千石,小者二三千石。贩运一次获利数千金。”

  需要注意的是,清前中期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并非自由贸易。清治台后对海峡两岸的贸易进行管理和监督。康熙二十三年(1684),国家仅开放厦门和鹿耳门(台湾凤山县安平镇)之间的航线,规定内地渡台船只只能从厦门出洋,在厦门接受闽海关盘验,行至澎湖接受查验,再至鹿耳门停泊。厦门、鹿耳门因此成为两岸贸易的“正港”(也称“正口”)。正港之外还有民间私下进行闽台贸易的港口,被称为“偏港”“私口”。乾隆四十九年(1784),浔美场所在的蚶江、祥芝、永宁、深沪等港口是偏港,与台湾的私下贸易发达,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自然条件及地理空间的优势。蚶江等港属于优良港口,宋元以降海上贸易繁荣。不仅如此,蚶江等盐场港口与台湾鹿港距离近,航运时间短,蚶江至鹿港距离约为厦门至鹿耳门之一半。清人有云:“厦门至鹿耳门水程十二更,蚶江至鹿港七更,五虎门至八里岔六更,更各六十里。”故台湾北边的诸罗、彰化等地的船只为降低运输成本,往往从鹿港出洋至蚶江一带登陆。

  其二,管理及劳动力获取方面的优势。浔美盐场人群是较早的渡台人群,是台湾粮食生产者,也是闽台贸易主力军。他们选择家乡所在(或距离家乡近的)蚶江等盐场港口作为闽台贸易港,不仅能降低因不熟悉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而且能充分利用家族力量参与贸易。如令族人参与管理闽台贸易事宜或从事具体的备货、装货、卸货和交易等。

  其三,清前中期国家经略海疆的制度为蚶江等盐场港口渡台贸易提供制度条件。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收复台湾后,施琅奏准开海,设关征税,晋江县设蚶江和法石二口。按规定晋江船只可从蚶江和法石二口下海,并前往江浙、广东等地捕鱼。乾隆四十九年(1784)蚶江通判设置后,“泉州府属之蚶江口商渔船只往江、浙及福州省城、福宁、福安等处贸易,责令蚶江通判查察,挂验放行”。因官府对海上船只航行管理较为困难,故以近海捕鱼为名义下海的船只可轻易至台湾,并在台湾的偏港停泊贸易。

  鉴于蚶江与鹿港之间私下贸易频繁,乾隆四十九年(1784),福建水师提督将军永庆奏请合法化蚶江与鹿港之间的航线,由蚶江通判管理在此港出海的船只,鹿港则由理番同知管理。蚶江周边鸿江、安海、围头、永宁、日湖、祥芝、古浮、东店、厝上等澳也有船只下海至台贸易,故乾隆五十一年(1786)也归蚶江通判管辖。

  蚶江成为正港之后,浔美场与台湾之间的贸易进一步加强。虽然在成为正港之前蚶江就是盐场人群与台贸易的重要港口,但毕竟不符合制度规定,存在船员被官府缉拿、船只被没收的风险。道光《晋江县志》载:“福宁、兴化、泉州、漳州等府所属沿海小港及台湾府属各处小港,均责成沿海各属及守口员弁实查禁,如有拏获无照船只私渡者,船户照越渡缘边关塞律治罪,船只入官,倘有夹带违禁货物出口者,各照本律分别治罪。”故乾隆四十九年(1784)之前,大船及缺乏地方势要保护的贸易,往往选择符合制度规定的厦门至鹿耳门的航线。浔海施氏族人施琅和族侄施世榜的大船就在厦门、台湾、日本三地之间经营鹿皮与糖的贸易。铺锦黄氏族人黄树珍首次赴台就是从厦门出发,其自述曰:“(乾隆十二年)正月尾即同吴望表下厦门,往台湾,代捷哥回家。”盐场人群从厦门港出洋的贸易能积累财富,但无法促进盐场港口及附近地区的贸易。蚶江成为正口之后,从蚶江出发渡台合法化,风险降低,盐场人群纷纷扩大本地与台湾之间的贸易。据载,蚶江居民大量集资购置木帆船,穿行于蚶江与台湾之间,贩运货物,每天来往的船只近两百艘,获利颇多。盐场以外的商人、船只也纷纷汇聚于蚶江,一些原本从厦门出洋的大船也转移到蚶江口,走蚶江—鹿港线以降低航运成本。因为贸易频繁,船只多,顺应民间要求,乾隆五十七年(1792)从蚶江出发的船只还被准许在八里岔(台湾淡水河南岸)停泊。

  蚶江周边港口对台贸易亦获得发展。蚶江成为正口后,与厦门一样被要求将台湾府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缴纳的税粮中运往内地充当兵米眷谷的部分运回大陆,号称“台运”,亦称“配谷”。船只配谷虽然有运费补贴,但船上空间被配谷占用,装载自由贸易之物的空间变小,装载量减少,获利随之降低(特别是小船)。为获取更多收益,泉州沿海小船往往设法避开配谷,从蚶江周边的偏港出洋。人们利用渔船出洋凭证,出洋后到台湾转载货物,道光十二年(1832)兴泉永道周凯指出:“内地晋江之祥芝、永宁、围头、古浮、深沪各澚,惠安之獭窟、崇武、臭塗各澳,朦领渔船小照,置造船只,潜赴台地各私口装载货物,俱不由正口挂验,无从稽查,无从配谷,俗谓之偏港船。同一往来贸贩营生,乃彼得巧避官谷,获利倍于他船,无怪正口各船,心怀不服。”晋江祥芝、永宁、围头、古浮、深沪各澳都位于浔美场地区。

  清中期深沪等港口的船只到达鹿港交易后,继续前往广东、江浙等其他沿海地区贸易。道光《彰化县志》载:“鹿港、泉、厦商船向止运载米、糖、糁油、杂子到蚶江、厦门而已。近有深沪、獭窟小船来鹿者,即就鹿港贩买米、麦、牛骨等物,载往广东澳门、蔗[樜]林等处,回时采买广东杂货、鲢草鱼苗来鹿者,名曰南船。”道光《晋江县志》亦载:“内惟蚶江、永宁、祥芝、深沪数处或造小船,不过商渔贸易而已,其船上可通苏浙,下可抵粤东,即台湾运载亦用此船,未尝更造夷舶,所售货物台湾惟米、豆、油、糖,运到蚶江,出入稽查,系海防厅管理,苏浙粤东所载糖物、棉花等货,往来皆由南门外海关查验,以防私贩私售。”清中叶,闽南人参与的与台湾有关的贸易网络涉及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台海使槎录》详细记载了以漳泉商人为主的台湾贸易的船只往返漳州、泉州、兴化、福州、建宁、上海、姑苏、浙江、宁波、山东、关东等地所载货物。

  不仅如此,以闽台及中国东南沿海为核心的贸易圈还参与到国际贸易中。从蚶江等港口出发的船只到台湾后,还从台湾前往日本、东南亚等地贸易。《闽政领要》就记载了中国商民到日本、暹罗、柔佛、马辰、吕宋、苏禄、六昆、邦仔丝兰、吗港、哧仔、麻六甲、安南、宿雾、噶喇吧、坆莱、单丹、旧港、笨台、大哖、宋腒朥、柬埔寨、丁家奴等处贸易。

  南来北往及海内外船只在蚶江等港口停泊、出洋,在港口及附近地方卸货、装货、仓储、交易。为了方便运作,商人往往选择居住在闽台贸易的重要港口。财力雄厚者在闽台两地建构了包括港口、仓储、运输在内的贸易组织体系,在各港口地区建立客栈、商铺,成立商号、郊行等商业组织。如蚶江林氏长房十三世林道宠在乾隆年间“广置船舶,开设郊行,经营台湾及小北商贸,时为一乡之富”。铺锦黄氏中镇派族人黄树珍(1726—?)于乾隆十二年(1747)到台湾鹿港谋生,先是在胞兄黄树捷在鹿港的店中当小伙计,后逐渐入股开办商号、郊行,在鹿港设锦镇行(泉郊),在泉州新桥(顺济桥)开办丰源号、协滢号(鹿港郊),经营范围包括农产品购销、典当、木材、丝绸布料等。除盐场人群外,盐场周边人群乃至惠安县崇武等泉州地区的商人都到蚶江等港口创办商号。非盐场人群在蚶江创办的商号中“较有名气者为前埯欧姓的泉胜号、王姓的珍兴号、珍源号、和利号等,后埯的泉泰、谦记、勤和、锦瑞、坤和、谦隆、泰丰、裕坤等,纪厝的谦恭、协丰、谦胜和莲塘蔡姓开设的晋丰号。还有崇武郑氏的惠和号,泉州囗姓的泉仁号……以上所列行号,都属资金充足,经营有方,业务兴隆的行号。其中泉盛、珍兴、和利、协丰、晋丰、谦隆等行号在台湾都设有分支机构;其他各行都派出人员常住台湾,负责办理购销事宜,了解商情市情”。

  除蚶江外,永宁也集中了很多商号。乾隆年间,永宁著名商号永进、宝藏、日兴、兴源、万源和霞源等都经营船队,从事海上贸易。这些船队北上大连、烟台、牛庄,南下安南、石叻等地。其中,与台湾的贸易是永宁商贸中的一大部分。日茂、夏源等一些大商家均是进行台湾贸易致富的。至道光年间,永宁商号数量增加,商人以商号为单位积极参与盐场地区公共事务,使得商号成为活跃于当地的重要组织。道光十五年(1835)到二十三年(1843)之间,永宁城隍庙重修,捐款者除了永宁海关、永宁汛官、乡宾饮、监生、职员等机构和个人外,还有近 30个商号。这些商号分别是:陈丰茂号、振裕号、泉洽号、源益杉行、资源号、金顺号、集源号、锦顺号、振成号、隆发号、振芳茂、洽源号、蔡合/茂号、林泉/利号、长珍号、顺兴号、瑞兴号、青阳号、茂源典铺、合顺号、合裕号、恒济堂、合吉号、德裕号、金长顺等。捐资永宁城隍庙重修的商号就有近 30家,可见永宁地区商号之多,亦可窥知商号成为盐场社会运作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随着商贸频繁,服务于商贸的相关基础设施及商业组织得到建设,港口及附近地方逐渐市镇化。在台湾,鹿港就因此市镇化。史载“凡有市肆者皆曰街”,如鹿港大街“街衢纵横,皆有大街,长三里许,泉厦郊商居多,舟车辐辏,百货充盈,台自郡城而外各处货市当以鹿港为最,港中街名甚多,总以鹿港街概之,距邑治二十里”。在浔美场地区,永宁、蚶江、祥芝、深沪作为道光年间极为重要的 4个墟市,而被登记到道光《晋江县志》中。

  三、晒盐“贫困”化与盐业衰落

  与在台经营及参与闽台贸易容易发财致富相比较,晒盐成为难以带来财富的经济活动。而清中叶浔美场盐业发展也遇到一些现实因素的挑战,包括灶户、晒丁因食盐专卖而难以低成本控制所产食盐,周边制盐技术改进导致本场食盐市场竞争力降低等。面对此类困境,清中叶的浔美场人群不是设法解决而是抛弃盐业,致使盐业逐渐衰落。

  在清中叶闽人心中,在大陆濒海地区晒盐是与在台经营及参与闽台贸易相反的不易带来财富积累的经济活动。福州府福清县士绅林雨化(闽县人,乾隆戊子举人)就撰写《盐丁词》详细描述了以盐为业者的悲惨生活:“小人业此已白头,终岁勤劳为官使。输官终日有定额,额数稍亏立追比。民秤百斛官三十,官私三倍岂易抵。别有地租须完纳,更无赢余畜妻子。别欲营生无生营,语咽心酸眼含涕。我为太息发长歌,生计艰难乃如此。”

  晒盐难致富的认识既是人们将其与渡台、闽台贸易等经济活动相互比较而得到的印象,也由福建盐业发展一些现实因素所导致。雍正五年(1727)开始,福建全省试行盐业专卖制,近场县官运、远场县水客运,至乾隆七年(1742)福建进一步确认专卖制,改水客运盐为盐商运盐,仍与官运并存,同时对各场盐课进行统一分配,指定销售县及对应额度。

  食盐专卖后,普通百姓难以通过运销食盐获利。浔美场所产食盐同样被要求官运和商运,官运县由该县县官负责,县官在县境范围内设盐馆,招募樸户(馆办)负责具体运销事务。商运各县则由获得官府认可的盐商到盐场将食盐运到县境内销售。故只有成为樸户或盐商才有资格运销食盐,合法获取盐利。当然,民间还可以通过运销私盐获利,不过清中期福建运司在食盐生产地、重要运输路线沿途及消费县都建立起各种武装力量以缉拿私盐,大大增加运输和销售私盐被捕及被沿途官吏剥削勒索的风险,提高了私盐交易成本。故清中叶走私食盐风险较大、成本较高。

  专卖制度推行之后,国家虽然没有限制盐场制盐,但规定所产食盐必须在盐场上缴。为更好控制濒海盐场所生产食盐,官运县之县官和商运县之盐商都设法到盐场收盐,即林雨化所言“输官终日有定额”。而官、商到盐场收盐之后则会出现“乃自盐为商办之后,遂目民地为私埕,指潮水为私盐,尽其所有而归之于商官,且绳之以法”的现象。官、商此类操作影响濒海人群晒盐谋生。嘉庆九年(1804),福建布政使裘行简认为食盐专卖断绝了泉州沿海贫民的生计,迫使他们铤而走险成为海盗:“沿海赤子既无资本,不能别作贸易,安得不入海为盗?法令日严,而洋盗愈炽,非愚民之甘心就戮也,亦谋生之念重,罹法之念轻耳。”将泉州沿海居民为盗归结于商运法推行有所夸张,但裘氏称食盐专卖导致泉州盐场人群难以通过晒盐生存是时人对晒盐的普遍认识。

  不仅如此,清中叶食盐虽然专卖,但市场机制仍在食盐流通中发挥重要作用,浔美场食盐就面临市场竞争力减弱的问题。

  明中叶以降,包括福建盐场普遍采用埕漏晒盐法:人们在濒海滩涂砌筑盐漏、盐埕,将海水引入盐漏,在盐漏淋沙取卤,将达到一定盐度的卤水注入盐埕,借助阳光、风力令卤水结晶成盐。至清中叶福建部分地方出现埕坎晒盐法。与埕漏法利用盐漏准备卤水不同,埕坎法将海水直接注入盐埕,在盐埕曝晒以提高海水含盐度。其法为濒海人群在平坦的滩涂上砌筑盐埕,盐埕成格状分布。一般以 8个排成一列的盐埕为一个制盐单元。这 8个盐埕中一个盐埕临着水渠(引入海水用),埕面最高,之后埕面逐级下降,到最后一个盐埕埕面最低。制盐时,人们将海水从水渠注入第一级埕坎,并曝晒一天,再注入第二级盐埕,以此类推,到第八天进入最后一级埕坎,海水在此埕结晶成盐。两法相比,埕坎法在节省劳动力方面有优势 ——准备卤水时,埕漏法需要人工挑水淋卤,而埕坎法节省此部分人力资源。另外,埕坎法中新砌筑的盐埕的结晶埕埕面往往得到更好的处理,如用鹅卵石铺平等,在此埕面上结晶的食盐成色更好,更受消费者青睐。

  然而,埕坎法并没有在浔美场推广。直到民国时期,浔美场仍采用埕漏法晒盐。这是浔美场大户对当时各种经济活动及滩涂用途等进行考量的结果。改埕漏法为埕坎法需要将原制盐场地全部整改。在采取埕漏法的地方,盐漏与盐埕搭配,以方便将在盐漏准备好的卤水注入盐埕,而盐仓则设在盐埕边上,方便贮存食盐。然埕坎法不需盐漏,而需更多的盐埕,且是有规律分布的盐埕。故欲改埕漏法为埕坎法需将原有的埕、漏、仓都铲平,根据埕坎法要求重新砌筑盐埕盐仓,修筑引入海水及排水的水渠。盐场的整顿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而且需要投入更大面积的滩涂,涉及滩涂占有及其用途、潜在获利情况等问题。

  清中叶浔美场地区大量的濒海滩涂被浔海施氏等地方大族占有。这些大族不仅拥有盐场地区大量谋生资源,而且族人较早渡台谋生、参与闽台贸易,并在其中获得成功。多元化经营的他们往往会综合当下经济格局、经济活动空间及各种经营手段可能带来的财富等因素,考虑是否改进制盐技术、是否将滩涂用于晒盐。在闽台贸易利润大的经济环境下,他们不愿意投入更多土地晒盐,而是将滩涂用于养殖蛏子等可以自由贩卖到台湾及沿海其他地方的利润高的产品。

  与盐场大户不愿投入更多滩涂用于晒盐一样,盐场贫弱者也不愿意参与制盐。清初以降,占有食盐生产地的盐场大户往往不亲自制盐,而是将盐埕租给他人晒盐,或雇佣他人晒盐。租佃者及被雇佣者往往是盐场地区失去维生资源的贫弱百姓。至清中叶在盐场地区无维生资源的百姓只要有条件、有机会,往往选择渡台谋生,到台湾当垦户或学徒等,或者参与闽台贸易,如当水手等,而不愿受雇佣制盐或租佃盐埕制盐。

  大户不愿整改晒盐埕地、贫弱百姓不愿参与制盐,因此,浔美场地区出现人们“抛弃盐埕,别图生业”的情景。随着参与到食盐生产的人力减少,滩涂改作他用,浔美场食盐生产规模逐渐缩小,盐产量降低。官府被迫多次调整浔美场盐课额及管理规制。嘉庆十六年(1811),闽浙总督汪志伊称浔美场与莆田盐场“均系摊晒维艰,应行酌减产额”,奏准福建境内其他盐场减少额盐 191158担 2斤。嘉庆二十三年(1818),闽浙总督董教增奏准浔美场和图片洲场合为一场,盐场大使由繁缺改为简缺。是时,浔美场年产额盐 50025担,比图片州场多 20650担,因而合并后称浔美场。道光年间以后,原浔美场地区的食盐生产进一步萎缩,到清末不仅只是浔美场五个盐区中的一个,而且生产规模最小。随着食盐产量减少,从盐场往外输出的食盐减少,盐业在盐场本地及整个福建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逐渐降低。

  结语

  综合上述,清中期福建浔美盐场地区财富增加、市镇兴起,而传统的支柱性产业盐业却逐渐衰落。此转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清朝经略台湾的制度、措施及其具体实施模式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清治台不仅扩大浔美场人群经济活动空间,降低盐场人群渡台经营成本,还改变人们对各种经济活动及其收益情况的认识。清廷收复台湾、在台设置行政机构、允许大陆人群渡台、给予有功官吏勋业田地等制度和措施的推行,促使浔美场人群较早渡台。早期到台湾的人不仅带来台湾相关资讯,加深盐场人群对台湾的认识,而且为其他盐场人群渡台提供实质性帮助,降低其在台生存及经营的风险和成本。在台湾经营及参与闽台贸易取得成功的案例,强化了人们对此二类经济活动容易发财致富的认识。故清中期浔美场人群积极主动渡台经营,不少人通过在台经营或经营闽台贸易而积累大量财富,将财富带回盐场,促进盐场财富积累和经济建设。另外,随着台湾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清中叶闽台在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上互相依赖,闽台贸易利润高,浔美场人群积极参与闽台贸易,促使乾隆四十九年(1784)国家开放蚶江与鹿港航线。财力雄厚的商人在蚶江等港口建立铺面、仓库、客栈等方便闽台贸易的商业设施,本地商人增加与台贸易,外地商人亦纷纷在蚶江等港口建商号等商业组织,带动盐场地区市镇兴起。与渡台易发财、闽台贸易利润高相比,清中叶闽人认为晒盐无利可图。故有条件渡台的普通百姓往往选择渡台,而不再选择租佃盐埕晒盐或受雇于盐埕所有者晒盐。而拥有盐埕、滩涂的盐场大户也因闽台贸易利润高,不愿意投入更多滩涂以整改盐埕,改进制盐技术,而将滩涂用于生产利润高的产品。盐场人群的经济选择逐渐导致盐业衰落,食盐及其产运销在盐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财富积累中作用下降。

  文章说明清治台对大陆濒海地区的经济影响是结构性的,既刺激商业等产业的繁荣发展,也是盐业等产业式微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清治台与大陆经济联系的逻辑在于清治台相关制度、措施与盐政等其他在濒海地区推行的制度共同构成濒海人群的经济和生计选择的空间,改变濒海人群的谋生及获取财富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各种谋生手段和财富获取容易度的认识。人们往往选择容易积累财富的经济活动而放弃不容易发财的经济活动,故其选择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往往具有多面性。

原文链接

分  享:
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pic_home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