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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都的意义:南宋临安城研究再思考
作者:包伟民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时间:2022.06.22

  摘要:杭州在南宋初年被骤然建为行都,其原来作为地区中心城市的行政地位、地理条件与经济资源等因素,以及南宋朝廷不得不坚持其作为行都而非京师的政治定位,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它的面貌与发展历程。入元以后,中心地位既失,复为地方性城市,泯然众人。因此,南宋临安无疑是一个观察传统时期行政地位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难得例证,以此视角深入探讨,应该成为我们分析南宋临安乃至传统时期城市的一个不应忽视的方向。

  也许是因为临安城(杭州)曾经作为南宋王朝行都之故,近代史家很早就将它纳入研究视野。从20世纪30年代起,关于临安城的研究已拓展到政治、地理、文化、经济生活等多个领域。至今近一个世纪,专文专书数量众多,蔚为大观。姚永辉曾撰专文,从综合的城市研究视野出发,梳理其研究发展的基本理路,观察细致,分析中肯,并对此领域今后研究的展望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认为,“将城市史引入经济、政治史研究,促使新史料的充分利用和转换下旧史料的重新审视,将弥补传统研究中的不足”,颇有意义。

  如果我们转换视角,更多地从都城的定位来观察南宋临安,这个城市在“不经意间”从一个地方州城一跃而成为帝国中心的行都,在经过了150年之后其发展历程又被一场军事征服所打断,退回原位。它的地理区位、经济资源、文化风格等要素将如何制约临安行都地位的构成?反过来,行政地位的巨变又将在哪些方面影响这个城市在公元13、14世纪乃至更长时段的发展?或者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观察点。易言之,南宋临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传统时期行政地位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难得例证。

  下文即以此为中心,在学术史的基础之上提出笔者的一些粗浅思考。由于意在梳理思路,所以在下文的讨论中仅在有必要时举例说明,而不追求对相关论著的搜寻无遗。

  一、城市资源的多方面影响

  杭州位于钱塘江北岸,它在帝制前期的发展明显滞后于位于南岸山会平原的会稽。秦初设县,南朝陈祯明元年(587)始置钱唐郡,隋开皇九年(589)改郡为杭州。随着大运河的开通以及钱江北岸低地的持续开发,到晚唐慢慢比肩于越州(会稽),文献中遂有“东南名郡”之誉。由五代入宋,更是后来居上,超过越州。因此在学术史上有所谓“杭越易位”之说。五代时期为吴越国的统治中心,笔者称其为“霸都”。终北宋一朝,此地一直是东南沿海的一个地区中心城市,可与苏州等地并列,常见征引例如地方酒利、商税等财政资料来讨论其经济地位。如何弥合财政数据与地方经济两者之间的落差,深入观察自晚唐到北宋间此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似仍是一个可以拓展的议题。要之作为江南运河的终点,无论是因为朝廷财政调拨于此汇集,还是历史记载得以更多地展现,对于这一时期杭州的城市地位,都有一个去伪存真的命题。

  等到南宋初年不得不考虑行都的候选地时,杭州城市相对偏僻的地理区位,不算充裕的腹地经济资源,以及介于湖山江海之间的地形条件,真切地摆在了赵宋君臣面前,“钱塘僻在海隅,其地狭小”,这些都成了反对者有力的理据。如此的“先天条件”,自然也就从多方面深刻影响了南宋行都临安此后的发展。无论在国防线构筑、对帝国其他地区的控制,还是城市建设等许多方面都明显地体现了出来。例如,临安与帝国西部与西南地区的联系,无疑比北宋时期更为不便。这也是南宋朝廷在四川地区推行类省试制度的主要原因。

  笔者前此曾经重新估算南宋临安城人口规模,在此可稍作归纳,以为例证。

  北宋前期,词人柳永的名篇《望海潮》称誉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常被学人引为论据,推断其时城市的人口规模已达50万。其实终北宋一代,这样的数据更多当属人口意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人口规模实际,还得认真分析。

  南宋建为行都后,临安城的人口明显增长。但由于不像北宋开封那样,留有天禧五年(1021)城内10厢户数,探讨南宋临安城人口规模相对困难,各家议论纷纭。早在20世纪30年代,加藤繁就刊布有《论南宋首府临安的户口》一文,提出了“从南宋末年到元代,临安的户数在三十万左右,人口在一百五十万左右”的意见。后来更有桑原隲藏与池田静夫提出500万的估计数,被多数学者视为失实。林正秋认为,至咸淳(1265—1274)末年,临安城区人口当在43万左右。赵冈提出:“城厢合计,大临安可能有接近250万居民。”沈冬梅同意加藤繁关于150万的估计。吴松弟则以为,到南宋后期“临安城外约有人口四十余万,城内人口八九十万”,总计在120万上下。但各家的意见,无不根据一些相当含混的记载反复估算而得出,如“俗谚云: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头,以三十万家为准,大约每十家日吃檑槌一分,合而计之,则三十丈矣”,因此带有明显的试探性。

  事实上,关于南宋临安府最可靠的人口数据仍当出于临安三志。但因为地方志的记载将城区与乡村人口合为一体,因此需要通过合理的估算,剔除郊乡人口,才有可能得出相对接近实际的城区人口数。

  统计临安三志有关各卷所载,临安府附郭钱塘、仁和两县合计在乾道年间(1165—1173)为104069户,淳祐年间(1241—1252)为111736户,咸淳年间则可达186330户。若按户均五口计之,则这三个时期的具体人口规模分别为520345口、558680口与931650口。不过钱塘、仁和两县还辖有不属于城郭的乡村,其中钱塘县13乡、仁和县11乡,两县合计24乡。按唐代旧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一乡共计500户。但是,由唐入宋后,乡均户数大幅度增加。统计咸淳年间临安府所属余杭等7县乡均户数,达每乡2781户。其中各县城区的人户数,按“宁失于过高、勿失于过低”的原则,取占总数30%的系数,是则减去城区户数,得出余杭等7县乡均1946户。如此,咸淳年间钱塘、仁和两县24乡,合计当有45600户,坊郭则为140730户。若按户均5口计,坊郭总703650口。也就是到南宋末年,临安府城区与郊厢人口大约在70万左右。估计乾道年间约为40万,淳祐年间约为45万。

  若要单计临安城区内的人口,上述数据还得减去郊厢之数。笔者根据郑湜《厅壁记》等文献,大致估计南宋嘉定(1208—1224)中期南、北两厢合计人口约20万,这一数据看来也显偏高。拿它与年份最为靠近的淳祐年间城区及郊厢合计人口相减,得出城区人口约为25万。另再加上宫禁、军兵等不在民籍者以及流动人口,也按20%计,可得出当时临安城区内人口约为32万口。

  应该说,这一组资料还是略显偏高,但仍比目前多数学者的估计数低得多。我们可以通过大率估算临安城区的人口密度,来验证这个数据。

  南宋临安的城区,是在吴越国时期定型的,其东北端为艮山门,即今环城北路艮山门;西北端为余杭门,即今环城北路与湖墅南路交叉的路口。当时东侧城墙在今建国路一线,西侧城墙在今环城西路与湖滨一线,南端到凤凰山地带的苕帚湾与宋城路一线略再往南一点,大致形成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对它面积的估算,可以用两个方法。一是按其长宽大致推算,全城约13.3平方公里。二是可以通过在现代地图上画出南宋临安城区,按比例尺用画方格的方法来测算。其结果与上述按长宽大致推算的差不多。由于临安城区形状的非规则性,考古工作也尚未精确地测绘出南宋临安城墙的每一段走向,上述数据只能是大致的推算。如果我们将临安城区面积调整为15平方公里,则能保证或失之于过大,而不是相反。

  若此,则淳祐年间临安府城区内人口密度估计可达到2.1万人/平方公里,远比北宋开封为高。到咸淳年间,甚至可能达到3.5万人/平方公里,超过了当今杭州城区的人口密度,更可以反证以上估计只能失之于过高,而不可能失之过低。

  论者多强调南宋临安城郊厢的人口规模,其实文献中所见的一些关于城郊地理范围的概括性描述,大多出于文学性的夸张。总之,临安人口的主体当集中于城区之内,毋庸置疑。

  以上的例证试图说明,受区位、资源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南宋时期临安城市的发展受到相当制约,这是我们观察这一议题必不可忽视的前提。前人讨论多夸大其城市规模,除了对地理环境不够熟悉外,主要应系受到对中国古代都城一般规模乐观估计的影响所致。受这样的观念影响,当然不会仅仅表现在关于人口规模的讨论之中,其他各方面均有所见。这既生动体现了资源条件对临安城市发展的制约,同时也说明了“都城”定位对研究者思路的可能干扰。

  二、行都与京师的双重定位

  赵构自从建炎元年(1127)五月一日在南京应天府“即位于府治”后,既然不敢返回开封,遂向着河湖港汊密布的南方逃跑。起初屡遭金兵追击,一时还顾不上考虑长久驻跸之地,只是将几个重要城市改名,以示有所寓意。如:建炎三年五月乙酉(初八日),移驾江宁府,升江宁府为建康府。七月辛卯(十五日),升杭州为临安府。后来泛海北回,驻跸于越州,又因改元及当地官民之请,于1131年十月己丑(廿六日)升越州为绍兴府。直至绍兴八年(1138)二月戊寅(廿二日),由建康返回临安,此后车驾未再移徙。此前实际上已经做了相应的准备工作,例如在临安城修建太庙等。《宋史》载:“是岁,始定都于杭。”

  围绕这一“定都”过程,关于赵构君臣各方不同意见的纷争,学界此前已有充分的讨论。不过,当时赵构其实只是颁发了一份“复还临安”的诏书,从未直言自此“定都”于临安府。有意思的是,在主要依据国史修纂的诸史中,例如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并未著录这份“复还临安”之诏。倒是一些地理志书中均予以辑录,如《乾道临安志》卷一《行在所》、《咸淳临安志》卷一《驻跸次第》等。今存最为完整的诏书文本,见录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八。祝穆《方舆胜览》卷一《浙西路临安府》“行在所”在辑录了此诏后,更有“遂定都”之语。体会赵构君臣心理,因为受到形势道义等多方压力,对“定都”之举不得不遮藏讳隐,估计当时的国史也只是含糊言之。前引《宋史·高宗纪六》之语,颇疑出于元代史官,而非南宋国史之原文。至于地理志书,则另有为地方彰显的用意所在,这当然是出于两种体系史书的不同书写心理。

  以上讨论提醒我们,这样的不同心理,其实存在于当时国家行政与社会各不同阶层的处事方式之中,无疑是我们观察南宋临安史事不可或缺的视角。

  南宋朝廷为了表示“恢复之志”,坚持以临安府为“行在所”,并落实到各项制度之中。龚延明在讨论临安府的设官置吏历史时,就指出:临安府官职设置,降格于开封府,仍带有州郡府治之印记。如:临安知府,正称“知”,而开封府知府必带“权”字。开封府不设通判,以判官、推官为佐贰;临安府设通判。开封府不设左、右司理院,而设左、右军巡院;临安府设左、右司理院,却不置左、右军巡院。通判、司理院本为州郡官,北宋京师开封府皆不置,临安府仍保留州郡官结构不变。至于府院,开封府为司录参军;而临安府仍沿用杭州的州格称之为录事参军,等等。

  检索存世文献,南宋初期很少有直接称临安为京师者,不过至少随着赵构时代的结束,人们已经习惯于面对现实,慢慢转向称临安城为“京师”“京城”。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撰《己酉拟上封事》,准备向宋孝宗提出九项建议,“其九所谓节财用以固邦本者”,认为当时中央计司调发地方财赋过多,“计其所以至此,虽云多是赡军,然内自京师,外达郡邑,上自宫禁,下至胥徒,无名浮费,亦岂无可省者”,文中的“京师”,显然已是指临安府,而非开封府了。同时期士人的一些文字也大多类此,如:周紫芝《太学落成》诗有“明伦先太学,首善自京师”之句,林之奇的《闻徐师川自京师还豫章》诗,等等。及至南宋后期,甚至一些政府公文也有改口的。如据史载,景定元年(1260)正月甲辰,“都省言:‘承平日久,京师城池所当修浚。’诏厉文翁条画行之”。可知当时在制度上虽未更改,但日常称临安为京师已在朝堂上下习惯成自然了。

  又如临安三志的书写,记载大事记、衙署等部分,《乾道临安志》卷一作“行在所”,《咸淳临安志》卷一至十五作“行在所录”,《淳祐临安志》虽然残佚不明,估计也应如此。然《咸淳临安志》所附临安城地图,却作“京城图”,直白地表演了两种心理的交杂。

  这样的心理定位变化,不仅可能影响到南宋临安城市文化的建构,也必然涉及行政与制度的方方面面。例如不同时期的南宋君臣们对待临安城市营建的态度,显然不同。如果能从这样两种不同心态的视角去进一步观察,或许能够为我们揭示更多的史实,亦未可知。

  与此相近但并不完全相同的是,绍兴前期,赵构君臣匆匆“定都”于临安,又因内外种种条件限制,无论是宫宇营建,还是朝廷与地方的衙署布局,因陋就简,便宜行事。大内宫城既因凤凰山杭州州治改建,殿宇配置难全,以至不得不一殿数用,应需改名;衙署则更是大多分散于市巷之间,与民居杂处,无法尽数置于皇城之内。既充分体现了传统都城礼仪建制在规格与布局方面的巨大弹性,也意味着此后南宋君臣们为了将这一切在临时因应原则主导下营建的格局纳入“正规”努力之不易。已有学者注意到,1141年底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议后,赵构君臣觉得偏安地位既定,“定都”于临安之事坐实,于是从第二年起,就开始营建了更多的宫殿建筑,例如作为议政朝会主要场所的两个前殿之一的崇政殿就是在此时兴建的。其他如三省寺监等的营建也与此类似。后人若据此为某种比较对象,深入探讨,当可借以映衬出在时人观念中一般意义上的都城“模版”为何物。例如时人关于一些礼仪性营建的争议,可以说都具有多重的文本意义。此外,衙署以及行都里外驻军布局,乃至朝廷行政有关方面例如君臣奏对、文书运行等,都不免受此影响,而呈现出一定的特点。

  三、辐射效应与京畿地区的构成

  帝制集权国家的国都作为行政地位最高的城市,与其周边地区常常处于一种复杂的双向关系之中,既需要汲取大量资源,同时又能够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南宋临安因其骤然建为行都,150年后再被战火打断,比起数代建都的那些城市来,在这一方面可能更具示范意义,值得重视。

  易言之,讨论南宋临安,不能局限于临安城本身,而应该拓展视野,顾及它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不像北宋曾两度设置以开封府为中心的京畿路,南宋朝廷因为在制度上坚持对临安府作为行都的定位,除了在淮东路的建康府设沿江制置使司以负责江防,以及在明州(庆元府)设沿海制置使司以负责海防,对临安周边的其他州郡并未做出特别的制度性安排以彰显其特殊性。不过时人基于不同心理,对当时的所谓“京畿”有一个大致的看法。苏、湖、秀、越等地自不必说,更外围的一些州郡也常以列为“畿服”而自豪,尤其是各地的地方志书多以此立论。如,明州:“高宗驻跸吴山,明为甸畿。”严州:“翠华驻跸钱唐,郡为畿辅,地望日雄。”台州:“六龙时巡,服在畿甸。”都是如此。

  其实“服在畿甸”对于地方并不一定全为正面影响。南宋时期国家财政调拨的大致区划,两浙(尤其浙东)、福建两地财赋收入主要上供行都开支。“大抵国家用度,多靡于赡兵。西蜀湖广江淮之赋类归四总领所,以均其屯,其送京者殆无几,唯闽浙悉输焉。” 更因在实物财政体系之下,运输不便,一般坚持就近原则,以致行都周围地区财政调拨上供的压力实比其他地区为重。当时士大夫们对不同州郡任职的难易有不少议论,尤以朱熹所论为尖锐:“福建赋税犹易办,浙中全是白撰,横敛无数,民甚不聊生。”而且是“浙中不如福建,浙西又不如浙东,江东又不如江西。越近都处越不好”。所谓“越近都处越不好”,无疑反映了行都临安对周边地区造成巨大财政压力的实况。

  临安作为财政供输中心格局的形成,必然会对机构设置、交通道路营建等多方面造成影响。如北宋时期那样以汴河及发运司为组织财赋上供枢纽的格局自然不复存在,南宋虽然曾经设置发运司,其职责与功能皆不如人意,旋置即废。闽、浙等路自以转运司直接负责发送上供财赋至行都。后期,户部曾在平江府置百万仓以作为行都仓廪之备。

  文献中留存略多的是关于修筑交通道路方面的记载。例如,临安西南不远的桐庐县,负山为邑,邑旁有溪,驿道越溪而过,北宋末才建有浮桥,名政惠桥,可知当时交通不算繁忙。“南渡以来,蜀汉闽广江湖之往来京师而陆行者,毕由此涂,旗驿舆马,络绎连日夜,桥之治不治,其利病滋不轻。”至南宋成为东西交通要道,此桥一有圮坏,所系不轻。于是绍熙二年(1191)知县孙叔豹重新修筑,以方便两岸交通。当时行都周围地区由于交通繁忙,不少郊外驿道也开始以砖石铺甃。如范成大记载:“自婺至衢皆砖街,无复泥涂之忧。异时两州各有一富人作姻家,欲便往来,共甃此路。”婺衢之间相距一百七八十里,为私人便利而铺甃道路,显然出于夸张,实际上估计还得是一项公共工程,或者所指为两个城区的市街是如此。明州(庆元府)与行都之间,除了交通孔道浙东运河屡有开疏外,沿河的陆路也得到很大改善。“郡自望京门以西,由慈溪,接姚虞,经稽阴,趋钱塘,近数百里,行李舟车鳞集辐凑,门之外自水仙庙、望春桥至高桥、西渡塘堤坏,过者危之。”宝祐末年吴潜出判此郡时,遂主持修砌西塘路工程,共修路3660丈,桥22座。福建一路财赋的上供,北宋时期大多越岭入江,转送开封。到南宋,估计很大一部分转走海运了。

  不过总体看来,无论是行政还是交通,这一方面议题受到的关注仍相当有限,许多史实细节仍有待于厘清。

  财政调拨之外,行都作为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其巨大市场对周边地区商品供应的刺激,必然产生广泛的经济影响。典型的记载,是论者所熟悉的关于临安城四门所入商品的分类特点:“车驾行在临安,土人谚云: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盖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西门则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给坊市。严州、富阳之柴聚于江下,由南门而入,苏湖米则来自北关云。”此外也有不少个案性的记述,如陆游描写钱塘江南岸会稽山区的杨梅,经项里山市转输临安:“绿阴翳翳连山市,丹实累累照路隅。未爱满盘堆火齐,先惊探颔得骊珠。斜簪宝髻看游舫,细织筠笼入上都。醉里自矜豪气在,欲乘风露摘千株。”在这个总体格局之下,周围不同地区供应行都的商品种类自然还要复杂得多。学者们对临安城市场上供售的商品已有不少梳理,溯及产地,并深入分析其经济影响的细致研究尚少。曹家齐曾发文讨论南宋“定都”临安后对严州地区的各方面影响,认为:“一方面集中表现在使之成为军事重地、交通要道和以木材为主的商品集散地;另一方面则是使严州成为临安的物资供应来源,所受财政盘剥更重于他处,以至长期民生困窘。”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同时也展示了这方面议题所余之深入空间。

  相对而言,行都对“畿甸”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可能更容易为人们所感知。对僻远的浙东地区而言,影响更为凸显,尤以明州(庆元府)地区可为典型。明州地区在隋唐以前为东海小邑,经济、文化都落后于中原。中唐以后开发加速,因得独立设州。北宋中期起,在科举制的推动下,州县普遍兴建官学,儒学教育显著发展。四明地区也不例外,延师兴学,渐露头角,并逐渐建立起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学术传统。逮至南宋,明州列为辅郡,前后有史、楼、袁等诸世家问鼎朝政,“衣冠日隆”,才俨然有了东海名郡的地位。所以王应麟称“是邦为诗书之乡”,元人程端学也谓“鄞文献甲东南”。对乡邦文化的这份自信,若非经过南宋时期“畿甸”地区政治文化格局的重构,自然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执南宋东南地区学术文化之牛耳的浙东学派,无论是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永嘉事功之学,还是陈亮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永康学派,以及吕祖谦重经世致用的婺学,如果离开当时以行都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地理背景,也是难以理解的。

  正是在这种地理格局之下,南宋东南地区另一个凸显的政治文化现象就是在科考领域引人注目的成功。浙西自不必说,仅就浙东地区而言,检阅地方志书的记载就可以得知,越、明、台、婺、处、衢、温等诸州,南宋都是它们在科考领域最为成功的一个时期。无论其原因还是影响,这都应该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议题。

  此外,正因为南宋朝廷作为中原南迁政权的原因,论者多有关注其行都临安受北方移民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复杂影响者,不过似以文化输入的视角作观察为主,进一步从当地文化本位出发来分析文化交融的复杂过程者,则仍有所欠缺。

  值得关注的是,临安府对于周边地区这样的多重影响力,随着其行都地位的中止而明显衰退。至元代,虽然仍有据说出自马可·波罗之口的“天城”之誉,但更多应该立足于它的行都旧貌与消费文化,以及蒙古统治者为了控制原南宋地区,而对杭州(临安)的特殊“关照”。到了明代,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各方面,都已为苏州所超越,苏州显然取代杭州(临安)而成了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仅就科考入第的数据而言,到了明代,浙东诸州府可谓一落千丈,已经无法望浙西苏南之项背。如永嘉县,北宋进士及诸科及第者50人,到南宋激增到422人,合计特奏名与上舍入仕者29人,总两宋一朝达502人。而朱明一朝此地科考及第者175人,还不及南宋时期的四成,浙东诸州郡均此。在这一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与议题的重要性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落差。相对而言,一方面,是因为明代杭州不再具有行都地位,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兴趣也相应减少;另一方面,也由于明初以应天府为中心另组高级行政区,与浙江地区分开,现有的常依行政区划为界线的“地方史”研究倾向,束缚了研究者的目光,使他们未能更多地跨政区、跨朝代来观察。

  四、余 论

  总之,研究南宋行都临安,既不能局限于行都一地,也不能固守南宋一代,而应该拓展视野,既顾及“畿甸”,也看到前后时代的变化。唯有在多方位的比较之中,才能更加凸显这个城市的特点,看到其历史的真相。

  曹家齐在《临安对严州之影响》一文中认为:“南宋临安府虽为一个商业繁荣城市,但政治功能仍居首位,其对周边的影响力仍表现为传统时期城市之特征。”实际上,这个城市在元明时代的起伏,更能说明其“传统时期城市的特征”。

  史事已逝,今人所论之“史实”,无非是根据历史资料归纳得出的一种认识,因而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史家的主观立场对于从资料复原“史实”,有着一定的主导性。也就是,在解释资料过程中不可避免留有的“冗余”空间,被偏向了符合史家主观立场的方向。这就是前文提到的所谓“乐观估计”:从学术史的实况明显可见,论者对于传统时期都城的发展水平,无论对于经济还是文化,大多持乐观的立场,常常失于夸大而不自知;至于行政地位对传统城市的关键性影响,又常常被忽视。我们如果对这样的主观性不能自惕,想要追求研究的深入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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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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