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历史:现在与过去的对话 ——以吕思勉先生的五代史研究为例
作者:王珂 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1期 时间:2022.06.22

  摘 要:吕思勉先生史学的最大特色是“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其治史严谨扎实,然又非为学术而学术,始终关注着现实人生,留意于生民福祉。先生的五代史研究就非常鲜明的体现了其学术的追求,例如对五代政权性质的论断,对梁太祖朱温定乱、恤民功绩的抉发与表彰,都是融贯今古的洞见,深具史识与史德。

  引 言

  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字诚之)平生著述宏富,影响深远,史家严耕望先生根据吕先生的治史特点及成绩,推许其为“通贯的断代史家”,此评甫一提出,即获得学界普遍赞同,洵属不刊之论。从“通贯”与“断代”两方面来看,诚之先生均有足堪传世的作品,前者有《白话本国史》(下文均简称为《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下文均简称为《通史》),后者则有《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按照吕先生最初的撰述计划,四史之外还有《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与之相关的史料已基本蒐罗完备,正待陆续写出,可惜因晚年衰病,最终只能绝笔于五代。实际上,这六部规摹早定且完成泰半的断代史,是抗战时期吕先生受上海开明书店委托编撰的“国史长编”。若以整体架构言,我们视之为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也是完全适当的。

  诚之先生一生的治史实践,始终是在效法太史公司马迁,努力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家最高境界,且尤以“通”字为其全部史学著作的最大特色。“通”者,绝非只是寻讨史料,考订事实,再整齐排比,依照时间的顺序连缀成文。此等工作虽然具有不小的价值,但如果说这就是史学的真谛,则失之于肤浅。更为严重的是,还很可能会导致史学的机械化,甚至庸俗化,沦为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批评的“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余英时先生指出:“我们肯定在古与今,过去与现在(包括某种限度的未来)之间是相通的;这一肯定的最重要的根据之一便是……历史的连续性。我们强调史学与时代之间必须维持一种适当的关系,主要也还是着眼于此。”真正的“通”,应该是古今相互映照,在求真的前提下,能够给予人启迪和智慧。在吕先生的史学论著中,这种融通古今,见识卓越之处,可谓在在皆是,想要全面加以检视和总结,绝非本文所能胜任。这里我们不妨举先生的五代史研究为例,管中窥豹,以见先生治史精神之一斑。

  一、五代政权之性质

  五代乃标准的乱世,“置君如弈棋”,所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焉”是也。对于这个时代政权的性质,诚之先生在《本国史》中一针见血地揭示道:

  五代十国,原算不得什么国家,不过是唐朝藩镇的变相。唐朝的藩镇,节度使的废立,是操在军士手里的;这时候,虽然名目变做皇帝,实际上自然还脱不了这种样子。

  如果只站在五代各政权的立场,不从中长时段的历史进行观察,大概是无法得出这种蕴含了深刻洞察力的结论的。吕先生的这段史论,平易朴实,看似不经意之笔,其实是有纵贯千年的历史背景在,大有深意存焉。在《本国史》中,吕先生将中国史划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和最近世史五个时期,其近古史上起安史之乱,下迄元代。近古史第一章《近古史和中古史的异点》,先生提纲挈领地总结说:

  从汉到唐,和从宋到清,其间的历史,有一个不大相同之点。便是“从汉到唐,中国是征服异族的;从宋到清,中国是给异族征服的。”

  吕先生追溯大变局之缘起,认为:

  其初就是由几个军人内哄,把他去勾引进来的。这时代,中国所以辗转受累,始终不能强盛,也都是直接间接受军人的害……军阀和国家的关系,可谓大了。然而还有一班人,说立国于现在的世界,军备是不能没有的。因而颇怀疑于现在的军人,不能全去。我却把什么话同他说呢?立国于世界,军备原是不能全去的,然而须要晓得,军备有种种的不同。若依然是“从今以前的军人”,可说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莫说保护国家,国家本没有外侮,有这班人,就引起来了;外侮本可以抵御,有这班人,就无从抵御了。

  先生对于军阀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可谓深恶痛绝,在后文的具体论述中,反复致意,予以批判:

  军事是贵乎严肃的,贵乎能统一的;所以对外能战胜的兵,对内必然能服从命令;骄蹇不用命的兵,对外必不能一战……大凡在草泽英雄里,要出个脚色容易;在骄横的军阀里,要出一个脚色难。因为草泽英雄,是毫无凭借的,才情容易磨练得出;军阀却是骄奢淫佚惯了的,他那个社会中,自然出不出人才来。

  中古与近古之间递嬗、转折的原因非常复杂,绝非只是武人的跋扈乱政所能概括,但为何诚之先生要着重强调这点呢?单从上引两段话来看,也许我们还无法领悟吕先生史家用心之所在,但若与先生对自身所处时代历史的述评合观,其真意也就豁然呈现了。《本国史》第五篇《现代史》第五章《南北分裂后的变故》开宗明义道:

  从张勋复辟失败,中华民国恢复之后,北方则黎总统辞职,由冯副总统代理。召集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选举法》,产生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南方则主张护法。南北用兵,既彼此莫能相尚;和议又不能成。而北方又有皖直之战,接着又有直奉之战。南方亦有粤桂之争,和十一年(一九二二)粤军和北伐军的争阅。其余各省,亦莫不日寻干戈。这真是我中华民国的不幸了。

  稍具中国现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称帝梦碎,在举世声讨中死去,其一手控制的北洋军队群龙无首,分裂为直、皖、奉等不同派系,“军阀为了权力和自我扩张而互相攻战,毫无理智、逻辑与理性可言,造成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至暗岁月(1916—1927),先生蒿目时艰,阅史至唐末五季,自会兴起异代同悲之感。五代十国的政权与北洋军阀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并非吕先生的一家之言,实是史家的共识,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玉法先生在《中国现代史》中说:

  军阀一词,就中国的历史来了解,是指自树武力,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军人。这种军人,通常有一个固定的或流动的地盘,在地盘之内,行使半独立的或接近独立的统治权。这种军人,不仅民国初年有,汉末的州牧,唐末的藩镇,可以说都是军阀。

  张先生明确指出汉末的州牧、唐末的藩镇与民初的军阀,就本质言并无差异,皆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政权,与各自所处时代的中央政府存在着强大的离心力。在大一统文化氛围极为浓厚的中国,分裂向来是遭受贬斥的对象。诚之先生成长于这种文化环境中,“为此文化所化”,自然也不可能超脱于外。

  吕先生将五代乱世与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联系起来思考,除了上述思想、学理的因素外,也还有亲身经验作依据。大陆鼎革后两年,即1952年,诚之先生撰写了一篇《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下文简称《总结》),对一生学行做了坦诚而详细的回顾,是研究先生事迹思想的重要文献,文中说:

  一九一八年秋间,中央在沈阳设立高等师范学校。予内姊之夫杨星岑君,介予前往教授国文历史。予其时亦欲远游,乃辞去中华书局之事。已而该校因草创,人事关系,纷纭不定,遂未行……是冬,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仍来相延。予仍乐远行。一九二〇年,遂至沈阳。至一九二二年,凡三年。一九二三年,时张作霖对中央独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亦由其接收,改为东北大学。教职员中,有若干人视为不顺,辞职而去,予亦其一。

  沈阳乃奉系大本营,吕先生亲践其境,目击军阀蛮横骄狂的行事,所受刺激之巨,殊非昔日居住于南方可比。“一般来讲,大的史学家,他对于时代的感觉是紧密的”,在东北的三年,恰好是吕先生构思、撰写并完成《本国史》的时期,其个人际遇,必定会在论著中曲折地反映出来,这也是一个具有良知的史家无可回避的责任。类似的历史与现实之交会碰撞,在吕先生同辈的不少中国学者身上也能见到。1937年12月12日,傅增湘先生致函陈垣先生,答复为陈先生新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作序事,向友人倾吐心绪说:

  近忽眷念时事,颇感吾辈所际与五季正同,欲借此览薛史一过。

  当时上距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已有十年,但中国的时局却每下愈况,不仅内部分裂依旧,外部更有日本的全面入侵,亡国惨祸迫在眉睫,让人无所遁逃。尤其是中国知识人,面对山河破碎,更添黍离之悲。1941年冬,陈寅恪先生携家避难香港,备尝艰辛,陈先生事后追述说:

  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

  寅恪先生天纵之才,学林公推为现代史家之祭酒,先生于历史研究最为强调客观,但也毫不讳言,在遭遇家国剧痛,身陷围城之内时,自己对两宋之际天地翻覆的历史方才有了更亲切的体验,个人生命的厚度也随之增加。如果说,陈寅恪先生尚只是在读史时会通今古,陈垣先生则是将哀江南之思灌注到自己的史学著作中,援菴先生在后期代表著《通鉴胡注表微·小引》中说:

  频年变乱,藏书渐以易粟,唯胡氏覆刻元本《通鉴》,尚是少时读本,不忍弃去;且喜其字大,虽夹注亦与近代三号字型无异,颇便老眼。杜门无事,辄以此自遣。一日,读《后晋纪》开运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曰:“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

  援菴先生在日占区的北平,倾毕生学力撰《表微》一书,借表彰“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之酒杯,浇个人心中之块垒。从史实的层面讲,《表微》可谓洞烛幽微,极考证之能事;从史义的层面讲,则有“正人心,端士习”,“发扬民气”的用意,正如夫子自道“不徒考据而已”。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印证,不仅加深了史家对于历史的理解,反过来也防止了史学生命的僵化,避免历史研究走向一味追求技术的极端境地。

  从学术的“内在理路”观察,诚之先生对五代十国政权性质的揭露,获得了史学界的认同,后继者在其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发。钱穆先生的经典巨著《国史大纲》(下文均简称为《大纲》)第三十章《黑暗时代之大动摇》第二节《五代十国》即采纳了吕先生的观点,开篇点题道:“所谓五代十国,其实只是唐室藩镇之延续”。限于全书体例,钱先生对“时贤文字,近人新得。”此处没有出注。我们之所以能断定《大纲》采纳了吕先生的创见,主要有两点原因:

  其一,钱先生是吕先生早年在常州府中学堂的得意弟子,后来师弟二人治学取径虽有不同,但却互相欣赏,不仅鱼雁往返,论学辩难不断,且时相晤面,长谈竟日。《本国史》作为诚之先生第一部通史著作(该书于1922年杀青,1923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布),钱先生必是非常熟悉的;其二,钱先生视《大纲》为自己的名山之作,1940年完稿后,由于担心毁于战火,先生携稿自昆明至香港,辗转千里,送交商务印书馆,并叮嘱出版前一定要请吕先生审稿校订。为表郑重,又赴沪登门拜见诚之先生,当面托付。《大纲》中吸收吕先生的观点,既是学术的薪火传承,也是对自己老师的最高致敬。

  王赓武先生对自己的成名作《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的主旨曾有总结说:

  本项研究则揭示:五代变革所带来的中央政府之延续,并非由于摈弃节度使体制、恢复唐廷旧章,而是吸收了节度使体制本身的基本特征。这种发展,首先是因为契丹入侵之前的五代帝王本身都是掌权的节度使、从而把藩镇统治中他们自认为有用的方面带入新的朝廷。并且,帝王们也能够在朝廷中创造出新的权力中心,并把其他藩镇的文、武成员吸收进来。

  王著初版于1963年,书后“主要参考文献”虽未列举吕、钱两位先生的相关论著,但我们只要平心分析,都会承认赓武先生与诚之先生英雄所见略同,堪称异代知音。王先生运用现代史学工具,梳理出了唐代藩镇节度使演变为五代帝王的清晰轨迹,对五代政权的本质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使吕先生等前贤所作的历史观察变得丰富具体且不可撼动。王赓武先生曾坦言自己的学术心路历程:

  我对中国史最初的兴趣是在近代。我曾为那些在1911年清朝灭亡后割据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所吸引。

  这一兴趣引导他从近代民国一跃回到千年前唐廷崩毁后的中土世界,通过深入研究,王先生更加坚信“五代时期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研究高度相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诚之先生的历史研究绝非就事论事,而是具有高度自觉的通史意识,目光四射,故其结论往往有力透纸背之处。

  二、为梁太祖翻案

  “每一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问题,史学家的注意力便随着时代的问题而不断地转移其方向。”认同史学与时代存在紧密的联系,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重回传统史学以史为鉴的旧途,对于这点,吕先生具有超前且清醒的认识,他说:

  世界上那有真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该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史学研究的宗旨是什么?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认识自己意味着不仅仅是认识个人的特点,他与其他人的区别所在,而且也要认识他之作为人的本性。”细加揣摩,此处吕先生提到的“理”,与“人性”(humanity)一词大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理”还是“人性”,古今历史必然具有相通之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否则历史就会成为难以捉摸的东西,研究历史也完全失去了意义。不少人在读了诚之先生的史学著作后,觉得先生喜作惊人之论,其实这只是鲰生之见,不足为通人病。作为“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吕先生治史,始终秉持求真的原则,每提出一个见解,都要详考史实,绝不作无根游谈。比如对于梁太祖朱温,先生就别具只眼,颇有通达持平之论。在《本国史》中,吕先生一反传统观点,称赞朱温是个英雄,其《通史》第四十一章《五代十国的兴旺和契丹的入侵》更做了详细的论述:

  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点的,所以从前的史家,对他的批评,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论人的标准,自亦随之复杂,政治和道德、伦理,岂能并为一谈?就篡弑,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岂能偏责一人?老实说:当大局阽危之际,只要能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当一个政治家要尽他为国为民的责任,而前代的皇室成为其障碍物时,岂能守小信而忘大义?在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而历来论者,多视为罪大恶极,甚有反偏袒后唐的,那就未免不知民族的大义了。

  当然,诚之先生绝非唯一替朱温翻案者。例如,毛泽东在读《旧五代史》时,于《梁书·太祖纪》 “唐昭宗大顺二年春正月”条旁有批语曰:“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毛一代伟人,睥睨今古,能对朱氏另眼相看,评价不可谓低,但这毕竟只是从政治家、军事家的角度所作的观察,着眼于权谋,与史家之论实难同日而语。《通史》撰写、完稿于抗战时期,其时正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年代,吕先生站在国族的立场,表彰梁太祖戡乱、恤民的功绩,以弘扬民族大义。尽管文辞之间染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但生于今日和平时代的史学研究者,对此也应抱有“了解之同情”,不可求全责备,肆加讥弹。余英时先生曾说:“一个人如果真是从爱国家、爱民族的纯洁动机去治史,他正是表现了一种高贵的道德情操。”何况吕先生的史论向来都以坚实的史料作支撑,谨守史学求真的原则,表现出对复杂的人性与历史的深刻洞察。抗战结束后,诚之先生撰写的《隋唐五代史》,对朱温的看法仍一以贯之,未有改变,只不过在天地玄黄,时势已然大变的情况下,其侧重点从民族大义转向了民生国计,先生论曰:

  梁祖之为人,不惟韬略,即以政事论,亦远胜于李克用。试观梁祖所用者:赵犨、张全义,皆颇能恤民,而克用则庇一李罕之,任其纵兵剽掠,至于河内之地,烟火断绝可知。

  这段文字之后,吕先生还以小注的形式引述了不少新旧《五代史》中的相关史料作为证据,以示无征不信。朱温远非贤主,恶行劣迹昭彰史册,班班可考,吕先生没有视而不见,也指出梁太祖“固亦不免淫暴”、 “易盈欲速”等种种不足,但仍坚持从民本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其行事,评骘其功过,充分展现了一代良史的史识与美德。遗憾的是,由于吕先生的史学论著多采用考史的体裁,征引史料常常繁而不杀,故其鸿议创论也往往被文字的深林密叶所遮蔽,未能广为流布。比如对朱温的评价,章太炎先生《菿汉昌言》中也有与吕先生相似的看法:

  朱全忠之暴戾而能薄赋,张全义之无耻而能劭农,所谓盗亦有道者,固出于真忱,非缘饰外貌也。后代不逮此者多矣!

  以考证论,太炎先生的片言只语自不能与诚之先生的周赡严密相提并论,但若以影响论,后者则未免瞠乎其后了。中古史名家王仲荦先生在其《隋唐五代史》的自序中说:

  旧史因朱温出身农民军,后又杀唐昭宗,代唐称帝,故揭其过恶,不遗余力。唯独章太炎先生认为五代帝王中只有后梁租赋、徭役最轻,这一点确是不宜忽略的。

  显然,即便以唐五代史为专攻方向的著名学者,对于吕先生的相关见解也未能做到全面掌握,遑论其他读者呢。

  诚之先生对梁祖的评价迥异于前人,自与先生继承了传统士人“仁民爱物”的思想有莫大之关系,故“其立言行事多为社会民众着想”,从纾民难,解民困的立场,给予了朱氏相当程度的肯定。但先生论史始终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避免了以论带史的弊病。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从外在学术规范言,吕先生为梁祖翻案,并非曲解历史,背后实有可靠的文献证据支撑。若进一步分析,我们还会发现,先生不同流俗的见解,与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存在着隐秘的关联。先生在《总结》中谈到个人的思想转变历程时说:

  民国以来,因予所希望者为开明专制,共和之虚名,予知其无用,故颇希望实际有一能担当国事之人……予之见解,凡能拨乱反正者,必为文武兼资之人。文谓在政治上能开明,武谓能统御将帅。政治上不开明,根本不是以言治,然不能统御将帅,则必威权不振,虽有愿治之意,亦一事不能行。历代之开国君主,对此两条件,在一定限度内,皆能具有。民国在名义上虽易为共和,实际上仍未脱此局势,故此种人不能不希望其应运而生也。然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对此条件,皆显然不足,故予于北洋军阀所组织之政府,殊为绝望。

  这段自述文字特为关键,它清楚地表明了诚之先生并无一般读书人的天真、迂腐之见,而是通达古今世变。先生不为时新的话语所迷惑,目光如炬,指出“共和”实乃虚名,民国仍沿袭中国千年人治之格局,非朝夕可以改变,只能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寻求渐次改进的途径。论今如此,衡古自亦能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因此,吕先生在评价朱温的篡唐“罪行”时,才会摆脱传统对“篡乱”大加笞挞的思想之束缚,申论道:“此则时代为之,不能以今日之义责古人也。抑有功德于民者,当处帝王之位,此在昔日,理势皆然。故丁丧乱之世,真能戡定群雄,抚宁黎庶者,正人自亦与之。”尽管朱温之行事远未达到先生心目中济世安民者的标准,先生亦言:“若梁祖,则所戡定者实止河南,其民且未苏息,此外更无论矣。遽以暴戾求大位,安怪助之者皆小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盈朝皆小人,谁与立哉?再世而亡,非不幸也。”然“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朱温虽有众多令人不齿的行径,但绝非一无是处,诚之先生考索史事,揭露真相,善恶并书,正是这种平允宏通的史观,不以后见之明来苛求前人,使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常常不落窠臼,能见人所未见。

  结 语

  19世纪,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率先提出客观主义史学,历史学者群起附和,纷纷追求所谓纯粹客观的史实,认为应该而且能够剔除掉史学研究中的主观因素。这一思潮也影响波及到中国史学界,赢得了中国史学研究者的广泛认同。不过,由于特殊的语境,中国史学研究者在治史的终极追求上一直很难做到“允执厥中”。一方面,求真早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塑造正统”和“以史为鉴”的传统史学观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全无容身之地;另一方面,政治对于学术,尤其是对于史学的广泛而深刻地介入,又迫使许多追求学术独立的学者彻底遁入书斋,甚至反对在研究中流露出“忍不住的关怀”。这种将史学与人生截然划分成两块毫无关涉的领域的态度,虽然看似保持了学术的客观性,实际却过犹不及,损害了作为人文科学一支的史学的特殊性。人文学科自始至终关注的都是人,研究历史,归根结蒂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人性。

  诚之先生曾自论其为学宗旨曰:“予之学问,本非如今所谓纯技术者流,亦非如今所谓为学术而学术”, “且恒戒学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须将经验与书本,汇合为一,知书本上之所言,即为今日目击之何等事”。对学术的看法,吕先生显然与上述不作“越位之思”的专业学者存在一定的出入,两者的差异,正体现了不同的治学追求。诚之先生终生敬佩顾炎武,在评价自己著述时曾说:“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类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于余家差可肩随耳。”先生自谦业绩不及亭林,但只要仔细考察先生著作,就会发现,顾氏“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贯穿其中。不过,前者对后者并非只是形式上的简单继承,而是有所扬弃。吕先生将“经世致用”从原来的立足于国事上升到关怀人生与社会的高度。这不仅没有带来史学的主观化、庸俗化,反而扩展了其研究范围,增强了其活力。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新一代的史学研究者大多经过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拥有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和精密的理论工具,此自是其胜过前人之处。但在探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多加警惕,防止堕入纯技术的一偏,丢掉了人文关怀。吕思勉先生一生十分丰富的史学实践与光辉成就,恰好充分证明了在求真的基础上,经过现代学术观念洗礼后的“经世致用”是足以表现史家对人生、社会的思考与关怀,益人神智,启示来者的,而这正是先生学术遗产中最值得今人珍惜与重视的部分。

原文链接1

原文链接2

分  享:
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pic_home3.jpg